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钟金万    阅读次数：13888    发布时间：2021-09-26

——蔺世忠先生1959年上书中央领导的真相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家国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浓厚的家国情怀，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有着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豪情与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历来为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所尊崇，也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生机勃勃的根本原因。

为了追寻知识分子敢担当敢作为的魂与根，作为一介平民百姓，我专门走访了少年时代读过私塾，中年时期在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如今赋闲在家的老年朋友。这些昔日活力四射的私塾学生，如今基乎都是年越古稀的老人，在人们心中都有着极为不错的口碑。但是，每一位先生又是那样的朴实无华，像一颗颗闪烁着光辉的繁星一样，他们或者把自己昔日的成功与荣誉埋藏心底，他们或者把自己的付出与奉献莞尔一笑，他们或者把自己的辛酸与苦难托付给星光与晚霞，留下的却是读私塾时憧憬与童心。如今，他们早已不在稚气，他们早已不在活力四射，他们早已不在幻想无边，已经不再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但是，你千万别看他们人老珠黄，脚步蹒跚，随时都在叹息自己昔日没有走好的那些步伐；你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豪迈与坚强，看到他们为民请命的豪情与壮举，看到他们坦然付出时的安然与淡定。

今天，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两位私塾学生，他们堪称知识分子的标兵或者楷模。一位是敢为天下先，先是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基层政府强行提成渔民的渔业收入，得到中央的明确肯定，并用文件明确“凡属国有河流，一律不能禁止渔民捕鱼，更不能提成和扣留工具”；接着是，他又利用社员迫切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愿望，在遵义县茅坡区水井坡生产队带领社员第一个吃螃蟹，备受社员群众点赞与支持；最主要的还是，他路见不平，十次仗义执言，为无助群众伸张正义，向中央领导秉笔直书事情真相，九次得到满意回复与办理，赢得群众的一致称赞。另一位是在遵义师范读三年级时，敢于为民请命，解民于倒悬，白坐一年监狱的学生；参加工作后，他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默默无闻地贡献国家，毫无私心地奉献人民；退休后，他又在安度晚年的闲暇，指导儿子开装潢店为街坊群众服务。前一位是遵义市播州区南白街道的宋礼桂老先生，后一位是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的蔺世忠先生。由于宋礼桂先生的先进事迹，本人已在《1977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详见中国作家网）和《给国家领导写信是刺向黑恶势力的一柄利剑》（详见2019年3月《中国仡佬族（双月刊）》杂志）告诉了大家，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专门讲述一下蔺世忠先生给中央领导写信，解民于倒悬的豪情与壮举。

2021年9月5日，李明贵先生陪同本人到蔺世忠先生的家里，填写贵州省播雅书院印制的《贵州•中国私塾（民间儒学）古典传承教育法抢救性采集整理信息档案采集表》。在路上，李明贵先生说，蔺世忠先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为解民于倒悬，曾上书中央领导，反映遵义地区“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严重灾情，被关押了一年。顿时，我对蔺世忠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呢？这是知识分子的标杆和楷模哇，也是一个读书人发自内心的为民请命的无私壮举哇！

蔺世忠先生给中央领导写信时，只有19岁，还是遵义师范中师班三年级的学生。他1959年11月给中央领导写信，主要是反映遵义的干部不作为，对灾情熟视无睹，对已经出现的饿殍不闻不问，甚至还在四处反瞒产，向灾民索要粮食；他恳请中央领导立即制止这种不问民生、不问疾苦、不问苍生死活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行为；立即救灾民于倒悬，马上救灾民于水火，赶快救灾民于死亡线。

听完李明贵先生的叙述，我赞美蔺世忠先生说：“蔺老先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作为的好学生，是学生的楷模，是学校的骄傲。”没想到，我们在蔺世忠先生家填完表，说起这事时，蔺世忠先生却说：“不是我有担当，是遵义的几百万生命已经朝不保夕啦。如果不及时反映，我的老母亲和几个弟弟也会跟那些饿殍一样活活饿死。”

原来，1959年冬季，遵义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饥荒，路上时有饿殍，但当地方干部却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继续在农村野蛮地开展反瞒产斗争。一个周末回家，蔺世忠从遵义城到金刀坑30公里的道路上发现13具尸体，返回时见到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这样，19岁的蔺世忠同学，就萌生了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遵义的灾情及干部不问群众死活的想法。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蔺老先生：“为什么不先给地方政府写信，反映这一严重情况呢？”蔺世忠回答说：“从生产大队仓库到区粮站的粮库都装有粮食，根本就没有动过一粒。为什么不动呢？地方干部始终认为，群众手中时有粮食的。”

我又问：“怎么不找几个老师和同学一起反映灾情呢？人多力量大呀。”蔺先生回答说：“当时，谁都知道农村在饿饭，但都不敢公开谈论。因为干部们都在“压盖子”。”

顿了顿，蔺先生又说：“回学校后，我跟几个同学商量上书中央领导的事，可他们都认为我不识时务，是自己抓虱子在脑壳上爬。这样，我就只有自己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啦。”听了蔺世忠先生的话，我无言以对：人各有志，总不能强迫别人跟自己一起上书吧！

这就是蔺世忠先生“特立独行”为民请命的全部过程，这也是一名知识分子全部的心路历程，这更是一位坚守良知、勇于担当、为民请命的豪情壮举。也许，这种豪情与壮举，与私塾教育无关，与小学教育无关，与中学教育无关，与培养教师的摇篮——师范教育也无关；但是，却又有着这样那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这种豪情与壮举，就在私塾教育启蒙读物的某一句话里，就在初中师范语文课本的某一段课文里，甚至就在父母、老师或者亲戚朋友的某一次言谈里......这就是语言的力量，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从鸭溪回南白的路上，本人又跟李明贵先生谈起了私塾（民间儒学）教育的问题，又谈起了最先在私塾读过两年书的蔺世忠、宋礼桂二位先生。我们认为二位先生堪称知识分子的标兵与楷模。因为，他们都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初心，他们都有知识分子的担当与作为，他们都有知识分子的豪情与壮举。

当宋礼桂、蔺世忠二位先生义无反顾地为无助群众秉笔直书，向中央领导反映真相时，他们的脑海里，根本没有什么雷鸣电闪，没有什么喝斥斗争，更没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有“天下为公”，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狂风巨浪，只有知识分子的初心与担当，只有“为人民服务”豪情与壮举。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和理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鞭挞世故哲学与明哲保身的初衷和动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呼唤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的目的和意义。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