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去世好些年了,可我还时时记起他。
他出生于1937年2月,比我父亲稍小一点,我叫他叔名正言顺。他居住在我家西北面的肖家,相距不到一公里,他有一个雅号,叫“老巧”。
“老巧”,其实是对他的一种褒奖。这得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他做事肯动脑筋,讲究方法,往往事半功倍。
在他的一生之中,最出色的一件事恐怕是他年青时,曾一人一天莳了30石谷田 (6亩) ,但不包括扯秧。尽管如此,那也是很了不得的了。就是现在,还常听到有人迭古。他曾在他所在组担任过10余年的组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盛行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但他始终明白,不管怎样斗,都要让人有饭吃,有衣穿,这才是真理。于是,在他担任组长期间,为了让那些因天旱而得不到及时灌溉的稻田有水灌溉,提高产量,在保证完成国家粮食订购任务后,村民们还有饭吃。他想尽一切办法,竟然在一年之间,修建了两个抽水机房,安装了两台大功率抽水机。这在当时来讲,是个壮举!也因为这,得到了乡、村领导的肯定与表扬,并收获了不少荣誉。
第二,他能说会道。
虽然文化素质不高,但他是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从自己多年来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或经验。并把这些知识或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周边的人,讲起来总是那么地口若悬河,如江水般滔滔不绝。我似乎就从他那获益不少。这绝不是对他虚情假意的恭维,而是出自内心的情感流露。
我们各自居住的村子很近,相距不过一公里,可当初我们之间却没有什么交际,只是认得而已,再说我小他20几岁,又不是同辈人。和他交好则是后来的事了,或者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吧。
我高中毕业就应征入伍到了海南,在那待了4年多。退伍还乡后,很快就进入到村班子做了出纳、团支书和民兵营长,同时还在村小代课。
无疑,在当时的村班子里,我要算是个文化人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有好些人对我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启森叔自然是其中一个。虽然他文化素质不高,但他却欣赏、尊重文化人。他是个老党员,热爱政治,十分关心村里的发展,有空就找我谈谈天,了解了解村里就近的中心工作,以及下阶段的工作计划。我总是不厌其烦,一一作答。应该说,这个时候才是我们交际的开始。
可是,或许因为性格的原因,总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农村基层工作,就把在村里做着的事都一一辞去,选择了代课。把“代课”这个兼职变成了主业,以为自己在部队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对这项工作有了感情,自信能把这项工作做好,梦想着把它当着自己终身的职业。他知道后,感到了些许遗憾,但还是表示了尊重我的选择,并说:当老师也好。
我把我的情感全都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先是在本村的大禾村小学代课,之后又到外村的董家村小学代课。尽管如此,我依然明白,要想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代课是没有保障的,那得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民办编制。恰恰这个时候,有个民办教师意外身故,空出了一个民办编。我自然是很想顶这个编的。我想:凭我的条件,凭我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这个编应该由我来顶。于是我找学区主任,找乡党委书记谈起了这件事,希望他们能达成我的愿望。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太天真了,现实生活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顶编,落空了。这时的我已经24岁,准备结婚了。或许因为生活的压力,或许因为顶编落空心里的不平衡,情绪失控。不久又将代课之职辞掉了。
从此,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种稻子、种烤烟、种蔬菜。我经营着一个小型的果园,并在果园里饲养了10来箱蜜蜂。我搞木材加工与经营。我还与人一起挖小煤窑。为了生存,不管脏活、累活都做。这期间,启森叔不但给我有过精神上的慰藉,还给过我实质上的帮助。
生活不管怎样的艰难,时间总是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似乎在眨眼之间,就到了2005年。这一年,适逢支村两委换届选举。选举的模式与之前有了大的改变,候选人要从海选中产生。在多人的鼓动下,当然也包括启森叔在内。我参与其间,竞选村委委员。没想到支持率竟如此之高,顺利地当选了村委秘书。并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5届,若不是年龄的限制,恐怕还要继续干下去。
在担任村干部的这些年里,启森叔一样给了我很多支持与帮助。我们间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深厚。在他的生命之旅即将到点,进而患病住院期间,我曾去看望过他一次,买了点水果,拿了点钱。当时他神智清晰,精神尚好。忽然间,在我面前却嚎啕大哭起来。弄得我瞬间手脚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待他情绪平复了的时候,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感谢。
我想,凭我们间的关系,他患病住院,我来看看他,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可是,他生命中的这道坎,终究没有过去,他走了!
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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