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来晚了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贵州赤水 万慧阳    阅读次数：1999    发布时间：2026-03-18

恩师如灯。岁月越久，那光越温润。

多少年了，丁莲洲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不期然地浮现在我眼前。有时是清晨醒来，恍惚间还看见她站在讲台上，还是那件蓝布衫，还是那双黑布鞋，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把她清瘦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直拖到最后一排课桌。有时是走在路上，听见哪个孩子喊一声“老师”，我便蓦地回首，仿佛她又会从后面赶上来，轻轻拍拍我的肩膀。甚至连梦里，她也常来。还是那副清瘦的模样，还是那样温润的眼神。有时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她坐在小椅子上，把我们一个个揽在膝前；有时又是在小学的课堂上了，她正给我们讲解课文，声音不疾不徐，像春天的雨丝，悄悄地渗进心里去。

——六十多年了，这些画面反反复复，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从未褪色。

时光真是个奇怪的东西。说它无情罢，一转眼，恩师离开人世已经二十载；说它有情罢，有些场景却清晰得如同昨日。

与丁莲洲老师相识，是在六十年代初。那时她在赤水县职工子弟幼儿园任教，我入托后，正是她担任我的班主任。幼儿园的院子里，有一架木制的滑梯，丁老师常常站在滑梯旁，张开双臂，接住一个个滑下来的孩子。她的怀抱，温暖而安稳，像是这世间最可靠的港湾。春天时，校园里的老槐树开花了，她会带着我们在树下捡槐花，教我们认识花瓣的颜色，闻那淡淡的甜香。

后来她调到赤水县城关镇第一小学任教。无独有偶，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入学这所学校后，丁老师又成了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小学语文教育受到极大冲击。没有正规教材，《毛主席语录一百条》成为主学内容。就是在那样一个喧嚣的年代，丁老师却像一棵安静的大树，为我们撑起一小片清凉的天地。她顶着压力，在组织学习语录的同时，悄悄找来早期教材，弥补语文基础知识的不足。她总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孩子们都得学会认字，学会读书，学会欣赏美好的文学。”

教拼音时，“啊、喔、鹅、哀”，一个字母一个字母，音准腔圆，像清泉滴石般清脆分明；教笔画时，“点、横、竖、撇、捺”，一笔一划，细致入微。她教学极严，背书时错一个字都不行，写字时手腕稍歪便要重来。那时年幼，不懂得她的苦心。后来才慢慢明白，丁老师的“严”，原是另一种更深的情——她是要把做人的规矩，一撇一捺地写进我们心里。

如今想来，在那个知识被扭曲的年代，她教给我们的，不仅是语文知识，更是一种对文字的敬畏，对美好的向往。那些在动荡岁月里坚持传授给我们的东西，就像一粒粒种子，悄悄地埋在我们心里，等待着春天。

在班级管理中，丁老师总是静静观察，像一位细心的园丁端详着初绽的花蕾。待那些闪光点在日常中渐渐显露，她才着手组建班委会。此期间，我有幸被选为班长。在丁老师的带领下，班委会渐渐地成了一个小集体，彼此配合，互相补位。而她，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柔的警觉——课堂上一个恍惚的眼神，课间角落里独自的身影，作业本上忽然潦草起来的字迹，这些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会轻轻走到科任老师身边低声交谈，会在放学后留下那个孩子聊几句家常，有时暮色四合时，她的身影会出现在某条小巷深处，推开一扇扇门，坐下来与家长慢慢细说。

尤为难忘的，是我的每个生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丁老师却记得我们每个孩子的确切日子，仿佛她心里藏着一本看不见的日历。那天放学，她照例走到我身边，轻声说：“跟我来一下。”我便跟在她身后，来到她离学校不远的家——那间低矮的平房。她推开虚掩的木门，领着我进了厨房。从木碗柜里拿出一枚鸡蛋，“今天是你的生日，”她把鸡蛋递过来，竟还是温的，眼睛弯成两枚月牙，盛着软软的光，“吃了这个，就长一岁啦。”

我愣愣地接过来，那温热从掌心一直漫到胸口。那是六十年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家里有老小七口人，一枚鸡蛋，在这清汤寡水的年月里，是怎样一份沉甸甸的奢侈啊。我攥着那只蛋，许久舍不得剥开，仿佛攥住了一个秘密，一个被悄悄记挂着的、属于我的日子。很多年过去了，吃过的东西大多忘了味道，唯有那枚鸡蛋，一直热在心里。

一九七八年，我高考落榜了。那些日子，整个人像被抽去了筋骨，只觉得天低云暗，抬不起头。可丁老师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有一天竟叫我去她家。她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那只手温暖而沉静，像是要把我从泥沼里慢慢扶起来。半晌，她才开口，声音缓缓的：“大学是道敞开的门，能开阔人的眼界，但它不是唯一的桥。人这一辈子，路还多着呢——就像咱们这县城的小巷，这条走不通，还有下一条。你瞧那城外的赤水河，曲曲折折绕了九道弯，不一样流进了长江，归入了大海么？”，恩师一席话，让我打开了心屝，开始从新认识和找到了自我。

记得下乡当知青时，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是热的。那天从乡下收工返城休息，刚到家，丁老师就叫我去她家吃豆花。我去时，桌上已摆好白嫩嫩的水豆花，热气袅袅地往上飘。她亲自为我打好蘸水——红油、葱花、花椒面，一样一样地放，一边放一边问我：“下乡还习惯吗？干活儿累不累？”半晌，她又叮嘱：“要好好向当地农民学，他们种了一辈子地，懂得比书本多。要吃苦耐劳，别怕累。下地干活，注意安全。”那餐豆花饭，我吃得慢，想把那口温热留得久一些。许多年后，我吃过更好的席面，却再没有一碗豆花，能暖到那个份上。

后来我谈婚论嫁，心里藏着那个人的影子，怯生生说与她听。她静静地看了我半晌，目光像当年拍在我背上的那只手一样沉静、温暖。“婚姻啊——”她轻轻顿了顿，像是在拣选最妥帖的话，“不是找一个人，是找一种日子。要找那能同你一道担待、一道向前走的人。”这话，她只说了一遍，我却记了一辈子。

一九九七年初夏，我从乡镇派出所调回局机关。那天在街头遇见丁老师，她仍是旧时模样，清瘦，眼神温和。问起我的去处，我说在政工科，师嫂晓玲任科长。她听了，连声道好：“好、好、好，一个是我的儿媳，一个是我的学生，要尽心尽职，好好协作。这样，干起工作来就顺心了。”

后来我转岗到局装财部门主持工作，老师又遇见我。这一次，她的叮嘱沉了许多：“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要分明；手中的权，一丝一毫都要清醒。”她顿了顿，目光定定地看着我，像当年站在讲台边看我们描红一样，“记住，守住底线，夜里才能睡得踏实。”那口气，恍惚间与叮嘱我们写字时要“横平竖直”时并无两样——只是当年说的是字，如今说的是人。

那年春末，恩师查出肺癌。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局里赶一份材料，笔尖顿在那里，半晌没落下。此后数月，她辗转赤水、泸州等地就医。我因公务缠身，未能常去探望，更未能在床前尽孝。每每想起，心中便是一阵钝痛。

二〇〇六年七月的一天，师哥青照打来电话，说老师走了，走完了她平凡而高尚的八十余载人生。我撂下手中一切，赶到殡仪馆。灵堂里，她静静地安卧着，脸庞比记忆中瘦了许多，眉眼却还是旧时模样——温和、沉静，仿佛只是睡着了，还在等我交上一篇工整的描红。

我站在灵前，张了张嘴，想说的话太多，涌到喉间，却只剩下哽咽的一句：“老师，我来晚了。”

她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温和地看着我，说一句“好、好、好”了。

如今，丁老师离开已二十年了。可她的身影，仍旧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地来到我面前。我知道，她其实从未离开。她给予我的如山重恩，早已融进我的生命里——她教我的那些字，我还在写着；她教我的那些道理，我还在守着。

夜深了，窗外起了风。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穿着蓝布衫的身影，从远处缓缓走来，还是那样清瘦，还是那样温润。她朝我笑了笑，转身走进月光里去了。

我低下头，掌心似乎又有了那枚鸡蛋的温度——温热的，沉沉的，像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