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叉山的糖琅果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何翌勋    阅读次数：6997    发布时间：2026-09-21

洋叉山，不远，山麓距离七星关不过两刻钟。也不高，却足够让一个孩童的夏天变得漫长。山腰以下种着苞谷，山腰以上便是野生的天下。每年端午前后，藏在刺丛里的糖琅果就熟了，一蓬一蓬，像落了一地的碎星星。

小时候，我最盼的不是端午节的粽子。粽子年年有，糯米、粽叶、腊肉，母亲的手艺再好，吃几口也就腻了。我盼的是洋叉山的糖琅果，盼的是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把围裙一解，说一声：“走，上山。”

母亲在前面走，我们跟在后面，像一串小小的尾巴。从家到山脚要穿过一片片苞谷地，再跨过一条旱季就见了底的小山沟。母亲走得快，布鞋踩在土路上，扬起细细的尘。我们跟不上，她就停下来等，从不催，只是抬头看看日头，说：“去晚了，就被别人摘完了。”

这话是唬我们的。洋叉山那么大，糖琅果那么多，怎么可能摘完？但我们还是跑起来，争先恐后，生怕落在后头。

山路是踩出来的，不是修的。有的地方陡，要手脚并用；有的地方滑，母亲就让我们抓着旁边的灌木。她自己的手背却总被刺划出一道道的红印子，不吭声，到了平处用另一只手的手背蹭一蹭，继续走。

糖琅果长在刺蓬里。那种刺很细，很韧，扎进肉里挑不出来，只能等它自己消。母亲教我们辨认：叶子是锯齿边的，茎上有细细的绒毛，果子没熟时青的，熟透了变成乳白色，轻轻一碰就落。“要摘那种半熟的，”她说，“甜里带点酸，最有滋味。”

我们姐弟三个分散开，各自占住一蓬刺丛。姐姐最仔细，一颗一颗地挑；哥哥最利索，手长脚长，够得着最高处的枝桠；我最贪心，一把一把地抓，手上全是刺痕也顾不上，急得直叫。母亲就笑，过来帮我挑刺，顺便把我够不着的那些摘了，放进我手里的麻布包里。

摘到日头偏西，我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气。母亲把糖琅果分成三份，用泉水淘一淘，让我们吃。她自己不吃，说是牙酸。我们就信以为真，吃得满嘴生津，连指尖都是甜的。后来长大后，我才明白，母亲牙酸的真正原因......

吃归吃，母亲的话从未停过。

她指着一蓬被我们摘过的刺丛说：“看，下面还有青的，留一点，给后面来的人。”

我伸手要去，母亲轻轻挡开：“留着。你摘完了，别人来摘什么？”

“可是别人又不会知道是我们留的。”

她用帕子擦了擦我脸上的汗：“别人知不知道不要紧，天知道，山知道，你自己知道。”

那时候我不懂。我只觉得那几颗红彤彤的糖琅果很可惜，像到嘴的糖又被人拿走了。但母亲的话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们便听话地绕开那些青果子，去寻下一蓬。

......

后来，洋叉山变了。

水泥路从村口修到山麓，摩托车能直接骑到以前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地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牌子立在了山脚下，苞谷地里也种起了经果林，有人承包了半座山，说要搞采摘园。糖琅果还在，可采摘的人寥寥无几。

后来姐姐成家立业，端午节虽有假期，但家有小宝，始终无法采摘糖琅果，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倒在了儿女寨里。哥哥去了福建，厂里的流水线不放假，请假一天扣三天工资，他舍不得。我在毕节，虽说也有假期，可端午前后正是季度末，报表、总结、检查，一样都推不掉。

母亲打过几次电话，声音越来越轻：“路通了，现在能骑车到山脚了，不用走那么远了。你们再不回来的话，都要被人家摘完了。”我们说回，一定回。可到了跟前，总有事情绊住。今年推明年，明年又推后年。母亲便不再问了，只是每年端午前，依旧一个人上山，摘一小捧糖琅果，用帕子包了，放在冰箱里。等我们哪个偶尔回去，她就拿出来。

今年端午前，母亲又打电话来。我以为还是那句“回来不”，正准备编理由，她却说：“路修到山腰了，你们要是回来，走不了几步就能摘了。我……我在山下等你们。”

我愣了一下：“您不上山了？”

电话那头静了许久，才传来她的声音：“老了，爬不动了。你们去摘，我给你们看着车。”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走在我们前头，布鞋扬起的细尘；想起她手背上的红印子，想起她用帕子擦我脸上的汗，想起她说”去晚了，就被别人摘完了”。原来时间真的会把一个人从山顶赶到山脚，从走在前面的人，变成在下面等的人。

我请了假，叫上姐姐和哥哥。我们约好在村口碰头，各自从不同的方向赶回来。

洋叉山还是那座山，但又不完全是了。

水泥路修到了山麓，河沟还在，只是旱季见了底的时候，沟底多了些塑料袋和饮料瓶。苞谷地还在，但地界上立了牌子，写着”XX农业合作社”。山腰以上还是野生的，但范围小了，刺丛被清理了不少，说是要规范发展。

我们把小轿车停在山脚下。母亲果然在那里等着，坐在一块石头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她看见我们，站起来，用手遮住太阳，眯着眼看，像是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她的孩子。

“去吧，”她说，“往上走，老地方还有。我在这儿等你们。”

我们往上走。姐姐走在最前，哥哥断后，我在中间——和小时候一样的顺序，只是少了那个走在前面的人。

山路还是那条山路，只是走起来容易多了。那些被踩出来的土路如今铺了碎石，不再滑，不再陡。我们很快到了老地方，那块大石头还在，石头旁边的刺蓬也还在。糖琅果熟得正好，一蓬一蓬的碎星星，在绿叶间闪着金红的光。

我们摘。姐姐依旧仔细，哥哥依旧利索，我依旧贪心，被刺勾住了衣裳。只是这一次，没有人来帮我解开。我愣了一下，自己慢慢把刺从衣角上褪下来，动作笨拙得像是个新手。

摘满一包——那个麻布书包我还留着，只是已然泛白。我们坐在大石头上歇气，用矿泉水淘一淘糖琅果，分着吃。

甜里带点酸，最有滋味，这是母亲教的。

我们捧着糖琅果下山。母亲还坐在那块石头上，看见我们，慢吞吞地站了起来。

“摘了多少？”母亲问。

“不少。”

她打开麻布书包看了一眼，没吃，只是问：“给别人留了吗？”

“留了。”姐姐说。

“高处留了，低处也留了。”哥哥补充。

“青的都留着，熟的……也留了一些。”我说。

母亲点点头，像是满意了。她用手背蹭了蹭自己的脸——那个动作和许多年前一模一样，只是如今她的手背上没有红印子，只有褐色的老年斑。

“妈，”我说，“明年我们还来。”

她笑了笑，没说话。那笑容，我读不懂。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见母亲在隔壁房间翻身，床板吱呀作响。父亲的声音低低地传来：“腿又疼了？”母亲“嗯”了一声。月光从窗户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块方方正正的光斑。

时值端午，我想起洋叉山上的糖琅果，那些在刺丛里留着的、青色的果子。它们现在是不是也沐浴着这样的月光？它们会不会觉得冷？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年端午，如果我还回来，母亲可能连山脚都等不了了。那些留着的糖琅果，还能等到来摘它们的人吗？

山知道。天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们走了。父母送我们到村口，站在那块乡村振兴的牌子下面，向我们挥手。她的蓝布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想要飞却飞不动的鸟。

车子发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还站在那里，手还举在半空。车拐了个弯，他们的身影就看不见了。路很好，平整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山外，洋叉山在身后，也是越来越远，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点。但那些糖琅果的味道还在舌尖上，甜里带点酸，最有滋味。

路还长，山还在。洋叉山，不远，也不高，只是有些人，已经走不到山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