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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毕节乡下老家的山路，走起来是要人命的。
从我家到隔壁村那所初中，得翻过两座山坳，顺溪而上，穿过一片包谷地。说是隔壁村，搁在平坝地方也就几里路，可在这云贵高原的褶皱里，硬生生被山梁子抻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脚程。秋天开学那会儿，包谷秆子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沙沙地响，像是有无数人在里头交头接耳。我们一群半大小子，背着洗得发白的麻布书包，就在这包谷林的掩护下，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打马蜂窝。
毕节人管马蜂叫“骷髅蜂”，也有叫“轱辘蜂”的。这名字起得妙，骷髅，一听就不是善茬；轱辘，大概是被蜇了之后，人疼得在地上打滚，像轱辘一样转圈。不管叫啥，这东西在我们眼里，那就是秋天的战利品，是放学路上最激动人心的节目，是可以拿来在班里吹上半个月的资本。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是数学课。我至今记得，老师在黑板上写一道什么方程，粉笔末子簌簌地往下掉。我的魂儿早就飞到窗外去了。窗外的柿子树叶子开始泛黄，天蓝得不像话，几朵白云心不在焉地挂在山尖上，麻雀也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闹个不停。这样的好天气，不打马蜂窝，简直对不起老天爷。
放学铃一响，我们那伙人就像出笼的野狗，书包往背上一甩，撒腿就往校门口冲。罗韦跑在最前头，他虽然瘦，精但两条细麻杆腿倒腾得飞快，后脑勺上那撮翘起的头发一颠一颠的。他是我的发小，从穿开裆裤就在一起玩泥巴的主儿。可是我觉得我才是一村之主，他说他比我差一点，他是一村之王。回顾往昔，每次打马蜂窝，他确实也是最积极的那个——积极到经常被蜇得亲妈都认不出来。
“你们看，那里有一个蜂窝！”罗韦突然扯着嗓子喊，声音劈了叉，像只被踩了尾巴的公鸡。
我们齐刷刷刹住脚，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好家伙！包谷地边上那棵老核桃树，树巅上，离地少说有三丈高，挂着一个灰扑扑的圆球，有脸盆那么大。阳光从包谷秆子的缝隙里漏过来，照在那蜂窝上，隐约能看见马蜂进进出出，黑黄相间，像一团活动的麻线。
“好大一个！”有人咽了口唾沫，没有恐惧，只看到兴奋！
“好戏开场！”罗韦把书包往地上一撂，摩拳擦掌。
打马蜂窝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首先得找石头。这漫山遍野的，石头不缺，缺的是大小合适、能扔那么高的石头。太大了，抡不动；太小了，轻飘飘的，飞到半路就泄了气。我们散开，在田埂上、溪沟里挑挑拣拣，每人怀里抱上二、三十块，便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
罗韦是我们这伙人里臂力最好的。别看他瘦，那是精瘦肉，有力气得很。他站在核桃树下，仰头望了望树巅，把袖子往上一撸，露出两截细胳膊，然后开始助跑。跑几步，急刹车，扭腰，抡臂，石头脱手而出——划出一道笨拙的抛物线，在距离蜂窝还有两米远的地方，无力地坠进了包谷地。
“操！”罗韦骂了一句，也不知道骂的是石头还是自己的胳膊。
我们挨个试。有的石头连蜂窝的影子都没够着，有的倒是近了些，“咚”的一声砸在树干上，震得那蜂窝晃了晃，惹得一群马蜂“嗡”地炸开，在窝边盘旋，像一团愤怒的烟雾。我们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等马蜂消停了，又腆着个脸凑上去。
这样反复几次，怀里的、包谷地里的石头被我们扔光了，蜂窝却依旧好端端地挂在树巅，纹丝不动，仿佛在嘲笑我们的无能，好不嚣张！夕阳开始往西边的山坳里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有人开始打退堂鼓：“算了，天要黑了，回吧。”
“回个球！”罗韦眼睛都红了。他这人就这样，一根筋，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他四下张望，突然眼睛一亮，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小槐树：“爬上去，站那棵树上扔！”
那棵小槐树紧挨着老核桃树，确实近了不少。罗韦把书包往我怀里一塞，“给我拿着！”然后像只猴子似的往上蹿。槐树细，被他压得弯成了弓，他骑在一个树杈上，抱着主干，一手举着石头，远远瞄着。
“你们闪开！闪远点！”他喊。
我们呼啦一下散到十几米外，个个捂着脑袋，从指缝里偷看。
罗韦深吸一口气，腰腹一拧，胳膊抡圆了——那石头带着他全部的希望，呼啸着飞了出去。这一下确实近了，几乎擦着蜂窝的边缘过去，带起的风让那窝又晃了晃。马蜂彻底炸了锅，黑压压地冲出来，在窝边聚成一团，发出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嗡嗡”声。
“再来！”罗韦在树上喊，声音里透着一股子疯劲儿。
他又扔了一块。这一块偏得更离谱，直接飞进了包谷地深处。罗韦气得拍树干，拍得槐树簌簌发抖。就在他低头在怀里摸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也许是拍得狠了，也许是槐树本来就脆，他骑着的那个树杈，“咔嚓”一声，断了。
罗韦连人带杈子往下栽。他反应倒快，两只手乱抓，抓住了旁边一根细枝条，整个人悬在半空，荡秋千似的晃悠。而那个断掉的树杈子，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蜂窝下方的树干上。
“啪！”
那一声，清脆，响亮，在傍晚的山谷里回荡。
蜂窝，掉了。
不是慢慢掉，是直直地坠落，像一颗熟透的柿子，“噗”地砸在树下厚厚的落叶上。
然后，世界安静了半秒。
半秒之后，马蜂们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它们的家，那个它们辛辛苦苦筑起来的、脸盆一样大的、灰扑扑的城堡，此刻像个破皮球一样瘪在烂叶子里。它们疯了。不是比喻，是真的疯了。成千上万只马蜂，从残破的窝里涌出来，在空气中织成一张愤怒的黄黑色大网，见人就扑。
“跑啊！！！”
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我们转身就跑。书包也不要了，石头也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我跑出去十几步，突然想起罗韦还在树上，回头一看，差点没当场笑死——那小子还挂在细枝条上，两条腿在空中乱蹬，嘴里喊着“拉我一把，拉我一把”，而树下，马蜂们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复仇仪式，那断掉的树杈子周围，已经成了一片禁区。
我没法回去救他。我要是回去，我也得成猪头。我只能跑，边跑边喊：“你坚持住！你坚持住！”，但我是越跑越远......
后来我才知道，罗韦是怎么下来的。那细枝条终于也撑不住了，他又往下掉了一截，正好踩到一个凸起的树瘤上，借力一蹦，抓住了更低的粗枝，然后连滚带爬地滑到地面，抱着头，顶着马蜂的狂轰滥炸，一路嚎叫着追了上来。
我们在小溪边第一个拐角处汇合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罗韦的样子，我至今想起来还想笑，当然也又有点心疼。他的左脸肿得像个发面馒头，右眼眯成一条缝，额头上有两个红得发亮的包，鼻子下面还挂着一道清鼻涕，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吓的。最惨的是他的嘴唇，上唇肿得翻了起来，像挂了一根小香肠。
“哈哈哈哈……”他看见我，张嘴就笑，笑声含糊不清，像含着一口热豆腐。
“你都这样了还笑？”我喘着气问。
“蜂窝……打下来了……”他一边笑，一边擦着额头上的虚汗，结果碰到了脸上的包，疼得“嘶”了一声，又接着笑，“值了！值了！”
我们躺在溪边的草地上，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星星一颗一颗地往外冒，山风带着包谷的甜香吹过来，溪水在耳边潺潺地响。罗韦的笑声渐渐小了，变成了一抽一抽的喘气，像台老风箱。
“明天……”他侧过脸，那只还能睁开的右眼在暮色里亮晶晶的，“明天拿竹竿，去捅那个残窝，里头还有蜂蛹，炸来吃，香得很。”
我们看着他那张鼻青脸肿的脸，突然也忍不住笑起来......
回到家的时候，月亮已经爬上了山尖。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锅子里的红光明明灭灭。他看见我，没说话，只是把烟杆在门槛上磕了磕，站起身，进屋端出一碗冷饭。我饿极了，狼吞虎咽地扒拉着，以为这关就算过了。
“罗韦家那小子，又被蜇了？”我爸突然问。
我嘴里塞着饭，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
“你也在？”
“……嗯。”
烟锅子又点上了。我爸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白的烟雾，烟雾后面，他的脸若隐若现。
“蜂窝呢？”
“打……打下来了。”
“嗯。”他又吸了一口，“明天去给人家罗韦家道个歉，看看人家娃儿要不要紧。马蜂蜇狠了，是要出人命的。”
我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没有责骂，没有鞭子，甚至没有一个严厉的眼神。可这种平静，比挨打还让人难受。我扒饭的速度慢了下来，米粒在嘴里嚼了很久，咽不下去。
后来我妈告诉我，我爸那天其实是想揍我的。他攥着烟杆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最终没下手，是因为罗韦他妈先一步找上门来了——不是来兴师问罪，是来送草药给我的。罗韦被蜇成那样，他妈一边给他涂药，一边骂，骂完了，还不忘包上一包治蜂蜇的草药，亲自送来给我。“两个都是讨债鬼，谁也别说谁。”罗韦他妈这么说。
那包草药，我第二天带到了学校。罗韦的脸更肿了，右眼彻底睁不开了，他坐在座位上，像一只气鼓鼓的河豚。我把草药给他，他接过，塞进抽屉，然后侧过那只独眼看我，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好不滑稽！
“周末！”他说，“东湾那边，听说有个更大的！”
......
许多年以后，我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偶尔看到一只迷路的蜜蜂，都会愣上半天。
后来，我再也没有打过马蜂窝。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找不到那样的核桃树了，找不到那样的包谷地了。
后来，罗韦去了贵阳当律师，去年回来过一次，胖了，头发稀疏了，说起话来倒也挺文绉绉的。我们坐在镇上的烧烤店里喝酒，他忽然提起那个傍晚，提起那棵核桃树，提起他挂在细枝条上荡秋千的糗样。
“你晓得那天我为啥子笑不？”他问我。
“为啥？”
“因为蜂窝真的掉下来了。我们打下来了。”他端起酒杯，眼睛有点红，“那时候觉得，只要蜂窝掉下来，挨再多的蜇都值。现在？现在他妈的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不去挨那个蜇了。”——他喝多了！
我跟他碰杯，玻璃发出清脆的响声。
酒入喉，辛辣，滚烫，像那个被马蜂蜇过的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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