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姊妹多,负担重,父母总爱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孩子都“愁”出去。
一
早年,父亲一人在遥远的贵州工作,母亲在老家带着5个子女,吃尽了生活的苦。十多年后,我们举家迁到贵州,一家人得以团圆。那时,大姐12岁,弟弟1岁。团聚带来的幸福总是短暂的,很快,生活的压力就迫使母亲走出家门,挣钱养家了。
父亲的单位是煤炭发电厂,给周围的农村输送电源,要到偏远的山上埋电杆、架电线。当时厂内没有固定工作的家属较多,生活也大都很困难。为了使家属也有机会挣点钱帮补家用,厂决定由家属挖电杆坑。挖一个1.8米深、0.8米宽的电杆坑可以得到1.6元钱。为此,母亲天不亮就扛着铁锹出去挖电杆坑。可当她顶着发稍上的冰、跌跌滑滑地跟着别人跑到了地方,却一个电杆坑也得不到挖地失望而归。原来,有几个家属的丈夫是定电杆地点的,所有的电杆坑都被他们在划地点时就打下了“记号”,没有机会打记号的母亲一干人,根本得不到这活干。为了养家糊口,在白白跑了一个星期后,母亲带领得不到活干的家属,与“打记号”的家属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在她们的争取下,挖电杆由一开始的“打记号”,变为“谁挖了算谁的”,再变为“公平分配电杆坑”。电杆坑顺利挖完的时候,母亲拿到了她到贵州后的第一笔144元工资,而当时父亲的月工资仅66元。如今,已过去近40年了,母亲依旧铭记着这个数字。电杆坑挖完后,厂里成立家属委员会,虽然在挖电杆期间经历了“千难万险”,但母亲说话有条有理,做事以理服人和喜欢打抱不平的个性得到几位厂领导的赏识,一致任命她为家属委员会主任。
家属委员会主要做一些厂里的零工和副业。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母亲和其他几十个家属排成三班倒,将煤炭一锹一锹地铲到皮带上,运进厂房,供厂里生产发电使用。孩提时的我,记不得多少个夜晚,朦胧中,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慢慢地脱下雨靴,脚上的汗水已浸湿了袜子……由于长期铲煤,她的脚指甲缝总是黑的,母亲说那是煤染的。不仅要铲煤,家属们还要负责将盛放煤渣的斗车推去倒掉。一次母亲的右脚小拇指不小心被车轮压了,为了不影响上班,她硬“挻”到下班回到家,才拖脱下雨鞋查看。而此时,血已经浸湿了袜子。直到今天,母亲的那个脚指还是变形的。除此之外,母亲还要负责计算家属的工资、作为家属代表参加会议……如今有了铲车,母亲她们当时干活的工作场景早已不复存在,但母亲下班时的疲惫身影,却永远铭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二
父亲的性格则与母亲截然相反。父亲从小没有父母,由比自己大17岁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抚养长大。在成长的岁月里,父亲吃了道不尽的苦头,在寒冷的冬夜里,做错事的父亲,为了躲避大伯的打骂,在一个连白天都没有人敢进的恐怖屋里过过夜;曾跟随工作流动性很大的大伯辗转到过西安、云南等多个地方;曾在火车上过过大年三十;吃过没有煮熟的饺子……尽管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父亲却一直坚持刻苦学习。16岁那年,父亲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专,从此告别了他苦难的少年时代。
大概是成长经历的原因,父亲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连基本的家务都不会做,且生性懦弱,语言表达能力也不好,也从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人。可5个子女的大家庭,每一个人一点也不和外面的人发生矛盾,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许多时候,母亲不甘于别人的欺负,站出来理论,父亲总是悄悄地跟在母亲的背后,一幅不知所措的模样。但是一回到家中,就絮絮叨叨地埋怨我们学习不好,惹事生非不少;埋怨母亲只会得罪人,不会做好人……父亲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学,即使参加工作多年,仍不忘勤奋学习。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本厚厚的《电工手册》,被他翻看过无数回。由于他勤于学习,业务水平也较高,许多次意外停电,厂里都要派人来“请父亲”,那也是父亲最为骄傲的时刻。
对于子女和教育,父亲的思想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认为,只有学习好了,才会有工作,有了工作,生活才会幸福。父亲时常对我们说“要下真功夫学习、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学习……”但遗憾的是,我的学习却从来没有好过;尽管自己也非常想好好学习,却总感觉找不到学习的方向。
三
在到贵州之前,母亲是代课老师。当年与她一起做代课老师的姐妹,后来都转成了正式教师。母亲因来了贵州没能如愿转正成为正式教师,成了她终身的遗憾。“刚从老家来到贵州时,看到我们家那么一大堆人,某某人那轻视的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句话母亲不知道给我说过多少遍。
尽管母亲性格要强,也很能干,却又怎奈我们五个子女的衣食住行的操劳。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状态,尽管倒班已经非常辛苦了,母亲还时常利用下班时间带领大姐和二姐做包子馒头之类的食物拿到学校门口去卖。在母亲的勤劳操持下,尽管我们家是负担较重的“半边户”,却是厂里第一批买洗衣机的家庭,我们也从未品尝过拖欠学费而受人鄙视的滋味。那时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她的子女都能成为正式工人,不再象她一样辛苦。
四
当父母终于把大姐二姐相继“愁”进工厂“愁”成工人后,家里的负担瞬间轻了许多。伴随着父亲调入新单位,母亲也不再从事家属工了。三姐是我们当中是最聪明的,学习也最好。我们就读的子弟学校,许多老师先教她再教我。记忆中,至少3位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比你姐差远了。
初三时,正值青春期的我异常憎恨父母和老师。我讨厌父母象监工一样看着我学习,哪怕多上一次厕所都要被骂;我厌恶他们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喋喋不休地说谁谁谁学习怎么好,谁谁谁又考上了什么学校;我更讨厌他们看着我摇头叹惜道“真不是那筐炭”的样子;我憎恶老师用那种“阴阳眼”看人,看到学习好的学生,一脸和气。看到学习不好的我们,一脸的漠然。我憎恨这样的环境,我看够了别人的脸色发,我要走出这个的环境。因此,初中一毕业,15岁的我就去父亲单位打小工了,丝毫不羡慕升学的同学,并立志自己挣钱养自己。
五
虽然是在厂里打小工,我却深刻体会到了不易,体会到父母当年对我“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初中毕业后的第三年,又是一年中考时间来临了,父亲提议我复习一下参加中考。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我跟随家教,在中考前3个月拼命学习备战中考。
新生入学的九月,笑餍如花的我,兴高采烈地行走在技校校园里,此刻等待着我的,将是实现父母期望我成为工人的梦想,他们终于也把我“愁”出去了。
六
可能是生性愚笨,小时候别人谈理想,自己却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偶尔看到一篇小说,书的名字和内容都忘记了,只记得主人公是一名记者,那时,才猛然发现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但又苦于自己从小学习不好,不敢在任何人露出自己的这一想法。工作之余写点散文,也生怕别人看见了笑话,总是偷偷摸摸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单位派我到报社学习,我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努力跟随老师学习。为了干好这项工作,我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生病都咬牙坚持,累的当年剖腹产的伤口都发炎了。有一次,我的一篇家庭周刊稿件被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当时已退休回老家定居的父母正好回来。父母亲戴着老花镜争相阅读的情景和他们欣慰而喜悦的表情,令我无比自豪。回去时,父亲什么都不记得带,唯独带上了那张报纸。每当家中有客人来,父亲就会拿出报纸骄傲地“炫耀”——那是他的女儿写的。
2010年,我成为了报社特约记者;2012年,我撰写的新闻通讯,获得贵州省企业报好新闻一等奖;2013年,又获得了同一类型的三等奖。而这些好消息,我都在第一时间电话告知父母,弥补他们对我这个没有“成凤”的女儿的遗憾。今年2月19日,我如愿成为报社驻外记者,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和专业记者一样的署名——“本报记者”,在报纸上自豪地体现身份了,我终于实现了记者梦。
七
父母的梦、我的梦,我们家的梦想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最终得以实现。而今,不再苦于求生存的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关注国家的发展进步和教育下一代上。如今,我那唇齿相依的祖国正向着绚烂中国梦奔去,我和我的亲人们都是这伟大中国梦中的一员。我想,我于祖国虽渺小,但我会为圆巍巍中国梦倾尽一生。
今天,我会继续努力。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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