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爷
零九年秋,七爷来西安参加了我的婚礼。七爷已经很多年没来过西安了,我们见面也越来越少。老早我回老家,村南头碰见七爷,他拉着我的手认真而关切地说:你小子明儿个(将来)结婚,一定要请上七爷,再远七爷也得去上一趟,你可是七爷看着长大的。我记着七爷的话,婚礼前,便电话通知了他。电话那头,他似乎有受宠若惊的意外,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电话这头,我也高兴。
婚礼上,七爷坐在一堆老家来的亲戚中,表情里时不时透着不自在。我知道这不是他习惯的场景,只是在目光交汇的瞬间,七爷的笑容依然那么真诚而温暖。七爷仍穿着他四季如一的穿着,黑布裤,黑布衫,黑布鞋,一根长长烟杆挂腰间。七爷吧嗒着抽旱烟的形象让人深刻,最让人深刻的还是七爷锃光瓦亮的光头,加上岁月留下的刀刀刻痕,更凸显了七爷的沧桑与年迈,让他在众人中有着有别于他人的乡村老人形象。毫无意外,婚礼上,他成了摄影师的另一个焦点,好多镜头都不自觉地给了七爷。完了摄影师神神秘秘地问我:这老头挺上相,能发吗?我说能。又问:片名叫啥合适呢?我说就叫七爷。
后来回老家,我洗出其中觉得最满意的几张照片给七爷,他看了后,憨憨地笑了半天,说:照得好,照得好。然后又是沉默的笑容,盯着照片又仔细端详了半天,忽地抬起头来说:等七爷没了(去世了)就用这个当老相(遗像),这个正好,省得我再去照了。我木然地点点头没有说话。七爷想得远,连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这是乡下人的习惯,我们现在不习惯,我们走出乡村,在城里生活,把异乡当故乡,在冷漠的水泥丛林里刨取温情,整日疲于应付眼前的一切,我们不如七爷。
说说七爷的父亲,也就是七祖爷,堪称我们那个小村子里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传说版本五花八门胖瘦有之,其中相对靠谱的如下:据说七祖爷年轻时刚结完婚,便遭遇了战火纷飞的时局,庄稼撂荒,相邻四散,许多人生计一时都难以维系。于是七祖爷和许多小伙子一样,被饥寒交迫赶向了革命。七祖爷离家时尚不知妻子肚中已有身孕,他凭着年轻无畏一路走南闯北,在战火中历经生死考验,杀过不少鬼子,立过不少战功,据说和他并肩作战的正是老革命薄一波,两人一度官衔同级。七祖爷最大的官据说是在解放太原时被委任为副市长,当时相当于部长级人物。却由于碍不过情面给一位同乡通融,私走了粮食,坏了解放军进城时立下的铁规,被立了典型,一度到了枪毙的境地。是他参军后再取的妻子,跪求其父动用一切关系,多少战友也斗胆求情,才躲过一劫。都想着风声过后,他肯定还是要官复原职,仕途不可限量。可谁料经此一劫,他性情大变,不知是看透了官场里的明争暗斗,还是自知融不进这混沌难料的习气里,总之,他毅然决然地走了,回乡种地了。原想着老家十有八九已是家破人亡,谁想回去之后家人俱在,未曾蒙面的儿子也已长高长大。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京城里的妻子战友领导们千里而来几番相劝,七祖爷丝毫不为所动,拒绝回到旁人艳羡难求的高官厚禄里去,最终在老家种地持家,终老故土。当然,这些似乎有些轶事的成分,真假虚实今日谁也无从考证。更重要的是,面对周围如此多版本的家族史,七爷从来都是沉默不言的,好像这些都与他无关,于是迷越来越迷,而七爷依然如故如常。
我小时候调皮异常,泥鳅般爱往热闹处凑,杀猪场就是一个异常热闹而又吸引人的地方,而七爷就是当时村里著名的杀猪客。每逢过年过节,或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七爷的营生就来了。蹬着一双齐膝的胶鞋,胸前围一个大皮围裙,撸起袖子,手持一把约莫半尺左右的短刃弯刀,七爷便在众人焦急的期待中姗姗登场了。
杀猪场上的七爷散发着一个男人特有的魅力。冷静,果敢,自信,在那一刻的七爷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众人将猪抬到大大的案板按压住之后,只见七爷从腰间拔出那把相伴已久的杀猪刀,习惯性地在胸前的围裙上往复抹上几下,左手使劲按住猪头,右手绝然生风一刀下去,直至猪喉,再手腕用力来回转上几圈,这一系列动作干净利索,眼神冷峻若定。那原本还挣扎叫喊的猪,瞬间失去了气力,猪血喷涌而出,淌在下面的大铁桶里。猪在几声惨叫之后,挣扎渐微,接着一阵呻吟,便了了性命。这还不算完,接下来七爷和一干人舀来旁边早已伺候好大锅开水,用马勺不停地浇在猪身上,再用刀和磨刀石等器物在猪身上一番刮弄,猪毛便被褪得一干二净。接着猪被吊起在两根竖起的木杆中间。又是七爷的时刻,大刀、小刀、砍刀等在他手里轮番上阵,整头猪就那样在七爷的手里被变花样似的分解开来,简直手术刀一般精准麻利,瞬间就骨肉分离,整齐有序地码在一起,整个场景让年少的我非常震撼。后来读庖丁解牛,才知道其中奥秘所在,却远不如当时在场的震撼大。
一切都收拾妥当后,主家便会请七爷吃顿饭,给盒烟,也有的象征性的给点钱,临走了再割两条肋骨肉,七爷的一趟杀猪活儿就算完事了。看着七爷背后甩着一条猪肉渐行渐远的背影,少年如我都羡慕不已,浮想联翩。曾经某一段时期,我心里默默立誓要当一名像七爷那样的杀猪客,不仅身手敏捷,下刀稳准狠之外,更吸引人的是,常常有猪肉吃,要知道,那个时候在乡下,只有过年家里才会割上几斤猪肉吃的,往往还要招待亲朋好友,轮到小孩子,还没等吃上几片就见底了。所以,我那会儿想象中的七爷,过着刀客一般传奇的生活,吃着猪肉,生活比小康还小康。
七爷家和我们家祖上原本一家,每逢婚丧嫁娶,本族亲朋便要齐聚一堂,明确分工,事无巨细,安排妥帖,才好保证一大摊子杂七杂八的大事小情顺利进行,不至于惹得旁人笑话。关中乡下红白事大多在院子里自砌炉灶,二三十度由下往上砌,由大到小放三四口黑铁锅,几百号人的流水席就由此而来。而司弄灶火在红白喜事里是个闲差,大都分配给上了年纪的人来干。于是好多次,我都看见七爷在长长的锅灶旁默然地往里添碳加柴,司弄灶火营生,这显然是主事的考虑到七爷上了年纪而照顾七爷。
于是七爷就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坐下来,边吧嗒着烟嘴边面无表情地瞅着眼前匆匆忙忙的人群,偶尔给灶火里加几根木柴或者几锨炭,插上鼓风机吹一吹。灶火周围除了主厨的一两个厨子外,余下尽是女人的天下,洗刷、蒸煮、摆盘等等营生离不开女人。忙活之余,姑嫂妯娌间你来我往,笑骂声不时从这台大戏堆里传出来,煞是热闹。七爷面对周围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偶尔插上一句嘴,却大都如空气一般被稀释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继续沉默着抽着旱烟发着呆。偶尔有调皮闹腾无所事事的孩子如我,拿着几个馒头包子跑过来央求他给烤着吃,七爷从来都是不拒绝的,笑盈盈地答应着说:你耍你的,烤好了七爷叫你。不一会,七爷的叫喊声就响起来了:×××,馍烤好了!于是刚才还无影无踪的孩子如风如火地从某个角落里蹦了出来,直奔着香喷喷的烤馍而去。七爷看着小家伙们馋猫似的模样,懒懒地说:七爷烤的馍好吃吧!孩子只是傻傻地笑,心思全在手里金黄又烫手的馍馍上。而七爷,则是一脸骄傲。
有时实在坐不住了,七爷也会起身走出大门去,在大门口的火堆旁,边烤火边和身旁的人闲聊家常。看见来了熟识的亲朋,便站起来走上前递上支烟,寒暄两句,问长问短,然后让进屋里安排坐处。我知道七爷心里是不愿意待在闲得发慌的灶台旁的,他想着自己应该干点更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更体面,让人能注意到自己存在的事情。可没办法,在大伙眼里,他老了,事实上他真的老了。更何况跑腿干活的有青少年,主事操持的有中青年,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干这些不起眼不费力的活计了。,七爷心里也知道自己确实老了,讨人嫌了,这已经不是七爷的时代了,说得话别人不怎么当一回事了,可是七爷又是不服老的,我们也知道。
夏忙时,麦场是最忙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割回来的麦子要在这里摊开晾晒,再用拖拉机拉着石碾子碾上两三遍,然后待微风起时扬走麦衣,两三遍清扬略扫过后,剩下的便是干净的麦粒了,然后在烈日下晒干装袋入仓。即使后来有了收割机,扬场晾晒的程序还是少不了人的。七爷是麦场里的老把式,多少年的经验让他在麦场里有足够的权威和发言权。
七爷家的麦场就在他们家门前,我们往来地里总要经过那里,常常看见七爷在麦场里指点江山。麦场里都是力气活,却也是技术活。扬场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起锨时要借风而行,扬出去的麦子每锨多少要得当,扔出去高度弧度要适合漂亮,掷地要有形不散乱,许多长者都明白其中的门道,也大多都有一手好活儿,不一会儿功夫,麦子就干净地落成一个小山堆,而麦糠杂物也成形于一旁。可年纪轻点的,越来越不像样子,常常不得要领,百教仍愚。七爷家的两个儿子就是如此。好几年了,扬场时仍然把握不住风向,扬出去没形没谱,常常麦糠与麦子复混难分,抛洒得到处都是。在别家,如此场景,做父亲早都破口大骂开了。七爷脾气好,只是无奈地摇头,然后又一遍一遍地教着说着,平日里对七爷不太耐烦的两个儿子,在麦场上对父亲却难得毕恭毕敬。
七爷毕竟年纪大了,即使儿子们表现的不尽人意,他也已经不再是那个万事能亲力亲为的年纪了,只是偶尔看不惯了上去给示范两下,更多的时候任他们去了,他只能在一旁无奈的沉默。他想多唠叨两句,可他有自知之明,多说也无益,还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好。他倒也落得清闲,树荫处端着茶缸解渴解乏。有时孙子孙女们跑过来拉着衣角向他索要三五毛零钞花,他忍不住心疼逗弄几句,最后孩子们也总不会在七爷这里失望。
村里往来的人,不管熟络不熟络,看见七爷都要问声好,这是礼貌也是尊重。老人就像一个村庄的历史,站在那里,经过的人都要不自觉的肃然起敬,这是珍贵的传统。七爷像一个真正的老人,安详,仁义,友爱,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他常常在村子里转悠,看着村子里陌生的变化,看着越来越多更年轻的他不认识的面孔在村子里长大,而他继续苍老着,最终将成为这个村子历史的一部分。
军红
在麻将摊,在聚堆闲聊处,在酒场……几乎村里每个热闹的场合,你都能看见军红的身影。而他往往只是一个旁观者,极少参与其中。这并不是说军红能够把持住自己,除了说明军红是个爱凑热闹的人外,也说明他没有参与其中的本钱,故而只能过足围观的瘾。凡是人多热闹处,军红都不能自已置身人外,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在人群外你一眼就能瞅见他。军红是个特别容易识别的人,个子一米六出头,瘦杆一个,一头天然黄而短的卷毛挤挤挨挨地趴在头上,脸白,总是穿着稍大一号的西装,皮鞋常常明亮如镜。这样的形象在多年以前的关中农村极为显眼,让大家联想到遥远的城里人或者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老外形象,而军红这样的装扮不无意外招来的多是鄙视嘲讽。也不知道谁先起得头,军红便有了个“萨拉热窝”的绰号,大家都觉得这个绰号恰当无比,具体恰当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只是人人都这样叫,人人叫了都哈哈大笑。
军红家在村子中央,胡同口南侧。黑色的头门看上去小气而逼仄,小心翼翼地镶在半边盖的关中典型民居中,院子里拥挤而杂乱,少了些许齐整,也似乎少了几分烟火人家的暖味,透着几分冷清荒落。这是我小时候无意间闯入其中得来的点点印象,表象也印证了这不是一个门庭若市的热闹人家,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往往也只能被好奇心驱使着在夹缝旁侧窥探一二了。军红家门前仅有的几棵树都细而高,胡乱地杵在地上,将原本宽敞的门前肆意割裂开来。其中细高又极难攀援上去的桑树曾经让馋于吃桑葚的我们绝望。
军红家的神秘异类可能源于他们家的身份上。早年军红他妈家就她一个女儿,久无子嗣,就招了远乡瘦小毛卷的军红他爸上了门,也就是说军红他爸改了姓当了上门女婿,这对于乡下男人来说不是件体面事。军红他爸家原居山野偏僻之处,家穷兄弟多,为了讨个媳妇过活,自然顾不上体面不体面的事情了。上门为婿,自然就少了在自家里的理直气壮,尤其在村里人的交往言谈中,都似乎不自觉的留着几分客气,也是几分距离。乡下人是朴实的,乡下人却也是讲究的,长幼尊卑,人情礼数,就是他们祖辈相传的信条。军红他们家的故事在乡下的信条之外,是要被瞧不起的,却又不能明里说出来,就只能隔膜着,和周遭格格不入着,大家心知肚明,只各顾各的过日子就好。
军红比我大七八岁,那时常常西装革履地在村子里晃荡,他虽身着洋装,看在别人的眼里却是洋相,停留在他身上的大都是围观耍猴把戏的眼神。都知道军红家穷,也知道军红家懒,更知道军红家虚荣。在崇尚勤俭持家,勤劳致富的乡下,懒是要被人耻笑嘲讽的,懒而穷却卖弄洋装更是要被人鄙夷。军红就是这样一个异类,除了脸和手白如萝卜外,脖子及其他部位厚厚的黑垢清晰可见,显而易见,得有不少年头没正儿八经地洗过澡了,只是用功在了门脸上,就这样西装皮鞋在人群中窜东窜西,配上一头发黄的卷毛,让村里人看了不笑都不行。军红不管那些,好像那些冷言嘲讽都不是朝他来的,他依然天天如故,身后的指点议论如常。
俗话说人勤地丰,即使在肥沃的关中平原,庄稼也需要人按时节勤于打理。用心对待土地,土地自然不会亏待你,这是庄稼人都知道的道理。当村人扛着锄头铁锨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在地里除草施肥,松土保墒时,你会常常看见军红依然悠闲自若,或跟着村里少数几个闲人一起起哄,或在北墙根下和一群年长者闲扯,似乎耕种劳作与他无关一样。若有人问他,他只说已经去过地里了,或者明儿就去,今天有事耽搁了。可隔日你若去他家地里,草依然长得赛过庄稼,且苗稀种弱,与一旁别家地里长势喜人的庄稼形成鲜明对比。总之,你若还不知道他们家地头的确切位置,不打紧,远远地一眼就瞟见了,一方营养不良的蔫苗,在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里突兀着,像极了他们家的秉性。
到了夏忙时节,地里一派丰收景象,各家都地里忙着收,场里忙着晒,收割机三轮车都忙活着拉生意,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军红家也忙着,虽然收成欠了些,也不能撂在地里不管,毕竟再怎么个过法也得吃饭。于是就辗转在收割机和三轮车司机中间,左一根烟右一根烟地央求着人家去他家地里一趟帮忙收拉,钱自然是先欠着缓两天的,人家自然不乐意揽这样的生意,忙着也推辞着。往年这样的场景历历在目,都是知道的。可是毕竟庄家不等人,军红也着急,只能厚着脸皮说好话。看在老天的份上,都是自己村子里人,也不在乎这一趟两趟的,最后也都软了心,又一次帮着他家过了夏忙。钱的事,司机是不主动提起的,想给了给,就当行善积德了,最后给或者没给,都不重要了。
那年年跟前,几乎家家都置办好了年货,大人小孩都面露喜气,照面打招呼都比平日多了几分客气,毕竟倒数几天年就来了。那天我在小叔家串门,他们家养了肥猪杀了卖钱,留了猪头下水之类自己下肚,过年是富足了。我那几天常常有事没事过去混几口肉吃。那天还没进门,就看见军红从不远处径直走来,看见了我,眼神里流露出闪躲之意。我以为他是要去隔壁黑娃家牌场看热闹,却没有,直朝小叔家走来,已经避我不及,笑盈盈地问我:你小叔在家不?我说在。于是他笑着进了门。
小婶子也在家,看见军红掀开门帘,两人都有些意外,面色中隐隐透着不悦,可见军红是不速之客,是不待见的。小叔和军红算是同龄人,按说应该是有交情的。可都知道近墨者黑,谁也不乐意和军红走得太近,惹得旁人捎带着一顿说辞,一个村里的,名声总是要的。乡下人喜欢聚堆闲聊家常,坏事也容易传千里。倘若未婚,更得注意,还要思量着讨媳妇的事情。所以再疯玩疯闹的后生,也都和军红保持一定距离。来者是客,小叔勉强起身让进来坐,军红站在门口尴尬地笑着摇头,进退似有两难,有话说不出。半晌,怯怯地说:你出来下,和你说点事。说罢,还是怯怯地笑,放下门帘在门口等着。见此状,小婶子一脸鄙夷,悄声说道:肯定没好事。
小叔走出门外,不愠不火地问他:啥事?还要到门外来说。
军红笑得有些猥琐,拉着小叔的胳膊又向外走了几步,小声说道:知道你杀猪了,最近手头紧,先赊几斤猪肉过个年,年后有了钱立马还你。
果然没好事,小叔听了显得很为难,却也知道不能答应什么,一是他们家也日子过得紧,二来婶子那边也由不得他。
你说得晚了,猪本来就小,没几天就卖光了,你知道我自己也紧张,也只留了几斤过年的肉,没办法帮你。
小叔倒没说得太夸张,话却也说死了。
军红不甘心空手而归,又说起交情:看咱俩这交情,我也是没办法,眼看年跟前了。
小叔看军红不死心,心软的他也见不得人落难,又确实没办法,他拿不了主意,顿了顿,说:真是没了,没办法,不信你问我媳妇,有的话肯定给你了。
军红自然是不敢去问我小婶子的,话已至此,知道不可能了。军红只能无奈地挤出笑容,悻悻而去。这是他料想到的结果,他估计又到别家去赊肉去了。他们家的年是如何过法,没人知道,也没人去关心。
七八岁的时候,特别爱打纸包子,用一般的纸或者硬点的包装纸两片长方形相互折角叠上来,再四角相互插入,就成型了。于是,相互挑战打包子,看谁把谁放在地上纸包子能打翻面,翻了面就算赢,包子归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叠的纸包子松散型丑,加上自己技艺尚嫩,所以战斗力差,输多赢少。于是就羡慕年纪大点的,叠的纸包子严丝合缝,打包子技术炉火纯青,即使在平地无缝隙的情况下也能把包子打翻面,也常常上演小包子赢大包子的好戏,这样的人物自然要受到大家的膜拜,年纪小点的都想和这样的高手切磋,借此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显示自己在打包子界的地位。可高手毕竟少有,仅有的几位也往往不屑和比自己年纪小的打成一片。而军红是唯一一位常在孩子堆里展示技法的高手。
军红不仅打纸包子技艺高超,常常下手奇绝,没等你看清门道,已经输了。说到叠纸包子,军红也是让人佩服,纸包子的四角叠的无懈可击,又刷一层墨汁,一看就有职业玩家的风范,跟我们不在一个等级上。军红往往只带几个薄薄的黑纸包子,不一会功夫,就赢得盆满钵满,打得我们一败涂地。而军红在我们的羡慕嫉妒恨中不多言语,只是偶尔嘴角微露得意的笑,待将我们杀得片甲不留后,军红两手交叉背在身后,带着累累战果迈着悠闲的步子渐渐远去,我们只能望其兴叹。
没有人敢否认军红在打包子界的地位,即使常常在背后嘲笑他捉弄他的我们,在包子场上,对他也只能佩服的五体投地,即使常常被他赢光“家产”,也无话可说。只是在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有他那样神奇高超的技法,达到他那样出神入化的高度,就知足了。平时被鄙视嫌弃的军红,在这里被我们尊敬着崇拜者,他也在这里自信者骄傲着,收获着难得的尊严。他转身后的背影,我们无人能懂。
多少年不见军红了,几次匆匆回老家,也都没有碰见他,听说他至今还是光棍一条,还是一如往故地爱扎在人堆里凑热闹。经过他们家门前,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只是更破旧了,与周围的明亮耀眼的楼房形成强烈的反差,仿佛是这个村子古老的遗址。后来偶尔听说军红得病不治而亡,没钱下葬,村里老少自发捐款,才得以入土为安。听了,心里一阵难受,觉得军红真的越来越远了,而他也是真正来过的,村里人都知道。后来,又遇村人告知,去世的是军红他大哥,不是军红。军红还在,还村子里转悠,和许多年前一样,和这个村子的一部分历史一样,不曾变过。
黑娃
多年以后,每每念起黑娃,脑海里他的形象就立刻和鲁迅笔下的闰土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他大我七八岁,也长我一辈,我是该叫他大的(关中地区父辈的一种称谓)。记忆里他个头不高,肤色黝黑,机灵的眼神中又带着些许憨厚,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粗布连襟上衣,着一件黑粗布裤子,一双乡下少年都有的千层底儿,这样的装扮都让我觉得他和闰土神似,我想这其中让我深刻和念念不忘的,也许是因为他是我成长记忆中珍贵的一部分吧。
黑娃家窑洞子和奶奶家连着墙,在我们家正后面,是那种关中特有的地坑窑,穿过长而幽深的门洞就如同穿过悠长的岁月,然后院子和窑洞就在眼前豁然开朗。进了长长的门洞,左侧靠墙处都有一口十米来深的雨窖,门洞右侧是一孔小而浅的窑洞,门洞对面是两孔大而深的主窑,雨窖左侧还有一孔不大不小的窑洞,院子里栽两三棵桃李杏作以点缀。再多就显得拥挤了,院子本就小,学过“坐进观天”这个成语后,我便觉得这个在地下掏出来的小院子就有这么点意思,又有点像南方的天井,抬头常常能看见一方瓦蓝瓦蓝的天空,现在都成稀罕物了。
说远了,继续说黑娃。黑娃他爸死得早,记忆里,黑娃似乎一直在他妈的谩骂声里长大的,那种谩骂总是一声高过一声,像三伏天里无处可躲的太阳裹挟着他,声声毒辣刻薄,仿佛生怕街坊四邻耳背听不见,不知情的定以为这两人有什么深仇大恨。骂和被骂好像都成了一种习惯,骂的不骂就似乎觉得不过瘾,被骂的已经习以为常,任他长枪短炮也装聋作哑。黑娃他妈似乎从来不在人前为儿留面子,骂他懒得像头猪,骂他没本事自己找个媳妇,骂他生来就是个祸害,骂他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黑娃一般是不回击的,背身只顾忙自己的事情,任由他妈骂个够。偶尔骂得紧了,黑娃会回头给上一两句,声音不大,旁人很难挺听清楚他回击的具体言语,而这换来的只是更猛烈的谩骂,这谩骂声声刺耳,像大冬天门缝里嗖的刮进来的西北风,吹的人生生的疼。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日子,那时爸爸还在。夏天的夜燥热着让人清醒,麦场里放着尚未晾晒完的麦子,知了在洋槐树上一急一缓地叫着,蟋蟀也在院子里跟人捉着迷藏。这样的夜晚格外显得寂静而空旷。我眨巴着眼睛不肯入睡,总想着时光不能虚度,应该有更曲折婉转的事件去填充丰富。在一片静悄悄的黑暗中,后窗的玻璃突然被急促地敲响,顿时屋内人的心一阵紧绷。这时黑娃的声音幽灵似地在窗外响起,说他刚从隔壁村子偷了点杏子,来给我分点。我喜出望外,来不及穿鞋就跳下炕去奔到后窗边,打开窗户,撩起自己的衣襟,然后大把的杏子就一咕噜跑进怀里来。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只顾傻笑,待他走时,忽地叫住他说:下次去的时候记得叫上我。黑娃嘿嘿一笑,点了点头就走了。我小小的内心对他瞬时间充满感激和敬仰,觉得他的生活简直精彩无比,像春日里上下翻飞的燕子一样自由自在。正当我畅想自己的自由多彩时刻时,妈妈厉声说道:快点睡,以后少跟他玩,从小就不学好。于是我只好乖乖钻回被窝,边偷偷地吃着酸甜可口的大杏子,边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尽管家长再三告诫不许和黑娃玩,可年少的世界哪里受得了束缚,加之黑娃的个性里处处透漏着吸引我的地方,他有那么多我没有并向往艳羡的本事,他的勇敢大胆热情朴实都使我对他充满了好感,甚至崇拜。记得那年姨妈家送来一个二手的儿童脚踏车,虽然对于我显得小了点,骑着它憋屈的哪儿都不得劲儿,但毫不影响我喜洋洋地骑着它在附近转悠显摆,惹得其他孩子羡慕到牙根直痒痒,我则继续憋屈在脚踏车上张扬炫耀。黑娃看见这一幕,走过来对我说:你这样跟只鸭子一样慢腾腾的有球意思,要跟汽车一样快才过瘾呢。于是我惊愕,想着怎样才能让儿童脚踏车和汽车一样那么过瘾那么快呢?看着眼前小的可怜的儿童车,原先的得意忘形消失殆尽。这时候,黑娃信誓旦旦地说:我给你改造一下,保证快的跟汽车一样。不一会,黑娃从里拿来两根麻绳,拴在车把儿的两端,又喊来几个人,一边三个人拉着麻绳,车座上的我满心期待,激动不已。黑娃一声令下,两边的伙伴们卯足了劲儿拉着麻绳直往前冲,我来不及反应过来,只觉耳旁生风,车过处黄土飞扬,一阵心潮澎湃,还没等我体会到那种风驰电掣的过瘾,迎接我的却是一个大大的跟头,等我几秒钟后忍痛起来,出现在眼前的是已经解体的脚踏车,黑娃和那些玩伴早已消失的了无踪影。更不幸的是,回到家,妈妈看到好好地车已然报废,即便我给她解释说这都是黑娃的馊主意,还是没能逃过她惯有的家教暴力,并声称以后如果看见我再跟黑娃玩,就打断我的一条“狗腿”。
再后来,爸爸不在了,妈妈为了养家糊口外出打工,我便和奶奶一起生活,这样和黑娃照面打交道就更频繁了,也没有了以往的说辞管教。那时的我已经不那么闹腾了,迷恋上了各种文字书籍,内心滋生着许多天马行空的浪漫想法,有时觉得天大地大自己自由自在,有时又觉得天空地旷自己无所依靠,悲伤便在浪漫中生长着。记得那会儿,还是仲夏,乡下的人们一片忙碌,孩子们则在忙碌中欢快地追逐嬉戏。好些个夜晚,我都会在麦场里看麦子,一同看麦子的还有隔壁麦场的黑娃。于是,我们各自睡在木架子车搭起的简易床上,头对头躺着。黑娃拿着他大大的录音机,以及我未曾见识过的一种叫“卡带”的玩意,于是好听的歌就那样神奇地从大黑匣子里飘了出来,郑智化的《水手》,张恒的《冬天的童话》、崔健《一无所有》,……那些歌如同我读过的那些诱人的书一样,给我开启了另外一个美好世界。就那样,我们在满天星光下,忘记了蚊子的袭扰,夏夜的风有一阵没一阵的吹着,知了和蟋蟀有一阵没一阵的叫着,偶尔能看见萤火虫如精灵般在空中游荡,美妙的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我们如同置身于一个无拘无束的新世界,那画面是那么唯美,充满诗意,以至于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忆犹新,仿佛那些日子就是我们无意间闯入的世外桃源,而后我们再也找不回那样的日子。而夏夜里的黑娃,也没有了平日里的闹腾顽劣,只是静静的听着歌曲,却也不跟着唱和,月色星辉里我似乎能看到他眼底单纯的光芒,有着我看不懂也捉摸不透的另一个世界。
上了初中,多了想法, 有了新的朋友,我就和黑娃的交集就越来越少了,见面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那会儿黑娃已经二十有几,同龄的人大多都娶妻生子。黑娃家穷,懒的名声也早早在外流传开来,所以媳妇的事一直没有着落。乡下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黑娃妈虽然嘴上骂起他来狠毒无比,可娶妻生子的大事自然马虎不得,在想尽办法说亲谈媒都不起作用后,黑娃妈听来一个买媳妇的途径,于是人转人的介绍,终于想办法从云南山里头给黑娃买回来个穷女人做媳妇。听说那女人长的又小又黑,和黑娃倒也般配。按照乡下的习俗简单举行了仪式后,黑娃就开始了他有老婆的日子,那段日子里的黑娃很是勤快,他妈的话也处处遵从。可是好景不长,那个又小又黑的云南女人就偷偷跑了,找不见了,还顺手拿走了家里微薄的积蓄。那之后,黑娃的脾气变得更怪异难懂了,变得古怪暴躁的还有黑娃他妈,两人的交火谩骂常常响彻四邻,常常伴随着的还有锅碗瓢盆的摔碎声。
后来我去县城上高中,去省城上大学,就更少回老家了。偶尔回去,就能看见黑娃家里人来人往,幽深的地坑窑突兀在周围成片的明砖大瓦间,显得那么的不协调。进进出出的人们似乎又证明这里人气不低,问奶奶才知道都是村里的闲人在里面耍钱呢。有一次我鼓足勇气进去一探究竟,还没进窑洞,就听见喧哗不止,人声鼎沸。推开门,更是烟雾缭绕,好不热闹,打麻将的,挖坑打牌的,吃酒闲聊的,……人多的都快转不过身来,烟雾弥漫到几乎看不清一米外的人脸。黑娃穿梭其中,端茶倒水,热情备至,偶尔也凑上去玩上两把。不一会,看见我进来,原本自然的表情有些尴尬,连忙说:炕上做,嗑瓜子,喝水自己倒。然后就忙自己的去了。村里的人都说黑娃是个极爱热闹的人,不然不可能招这么多人来家里。可我有时候想,黑娃真的那么爱热闹吗?即使在喧闹烟熏嬉笑碰杯的拥挤中,我似乎都能感觉到他眼角透漏出的表里不一,或者言不由衷。而我又是谁,又真的了解他吗?
再后来,我上了班,工作换了又换,离家远了又远,回老家的次数愈加稀少的可怜。有一次回去,在奶奶家大门口和黑娃不期而遇。他右手提着一捆啤酒,左手提着花生瓜子凉菜,看见我,眼神里透漏着尴尬,想躲又无处躲的感觉,其实我也一样,往昔的亲切似乎无从拾起。慌忙中,黑娃拿起手里的花生瓜子说:来,抓几把吃去。我忙摆手说不用。黑娃忽地有些生气:瞧不起你大我还是咋,拿着。说着抓了几大把瓜子花生塞进了我的口袋。然后说道:没事来家里耍。就拿着东西转身进了自己家。我有些木然地站在原地,看着黑娃渐已模糊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空空如丧,失落无比。也许黑娃一直没变,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他,只是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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