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五章）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徐明玉    阅读次数：7156    发布时间：2014-07-18

仓库　　　　

那是许多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不愿意去也得去，当然也有一些人高兴前往。农民的觉悟哪怕再高，把自己一年来辛苦种下的粮食往那里背，还得被人千般阻拦，万般挑剔，他们心里肯定是不乐意的。而那些领国家工资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从那里凭借一个粮油供应证，可以买到相应的粮食和菜油，年关还有糯米等供应，他们当然高兴了。

其他地方的仓库我不知道，我们古镇的仓库我是知道的。那些年，里面坐着几个白白胖胖的阿姨。她们的样子，有点像鲁迅小说《故乡》中的杨二嫂，“伊终日坐着，擦着白粉。”她们最忙碌的季节，应该只是每年的两个季度，也就是收购小季的油菜籽和大季的稻谷的时候。作为农家子弟，交公粮的日子在我的记忆里很深刻，这么多年了，那场景仍旧在脑海深处回旋。先说小季收购吧！每家每户把自己种出来的油菜籽背往仓库的收购点，队伍排得长长的。可是要顺利通过“西施”们验收关口的，那是不容易的，很多人家都都被拦截下来。然后在仓库里寻找一块院坝，等油菜籽晒干，再等待她们的检验。

“西施”验收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长铁筒子，很随意往农民的口袋底猛插进去，然后看铁筒子里的油菜籽流出来的速度来判断油菜籽的干湿程度。可就这么重重地一插，农民最为心痛，一是口袋立马被插出一个大洞，拿回去还得补。那时的农民得到一条麻布袋或者蛇皮口袋是很不容易的。不要说口袋，就是医院里用过的一个输液瓶子，农民都珍贵地保留着。我清楚记得，哪一家的老人祝寿，去送上一瓶烧酒，然后走的时候，要求人家一定要把瓶子退还。就是说，人家送的是酒，而不是瓶子。由此可见那个时代口袋的珍贵。那年时候我们家的口袋，基本上都是缝缝补补，有点像旧社会贫苦农民控诉地主的血衣（这样的情节我是在电视里看到的）。但是收购油菜籽的“西施”才不管这些，只知道猛插下去，那油菜籽只能或多或少地流了出来，然后洒在地面上。农民心痛不得了，弯下腰，用手在地上双手捧着。有地直接在口袋四周，用自己的衣服垫上，等待这一次残酷的检查。洒在地上的，还要一粒一粒地捡起来。这就是农民心痛的第二原因。

如若检查过不了关的油菜籽，有的得背回去晒干再背回来，如果路途远的，那么就地在仓库里晒着，一直等待晒干后交过了才能回家。仓库里的场地有限，几个公社的农民都背油菜籽在那里交，拥挤的场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壮观。为了交脱，有的农民直接把铺盖背往仓库，在那里打地铺，在那里做饭吃。所以说收购的油菜籽的日子，是农民辛苦的日子。“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个时候也是农民最忙碌的时候。可收购人员不管这些，只坚持他们的原则，必须干透了才收。他们从不顾及农民这个时候的必需要下田插秧，还是要在地中搬包谷，种辣秧、苕秧、酥麻秧等等。

经过许多星星，许多月亮，还要农民运气好，遇到晴天，那么交的公粮干得快，容易通过，否则是很难交差了。那些年，家里由小叔专人守在仓库里，看管油菜籽。等待收购的说声，要得了！小叔飞腿传书，爸爸迅速赶来，那就很快交脱了。要知道，我们家距离仓库很近，只有三里路，很远的人家，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秋季交稻谷比交油菜籽这还麻烦，因为上交的水稻的量大，相当于油菜籽的两倍还多，另外的原因就是水稻从田里出来，水分多。再说那个时候是秋天，落叶飘零，日短夜长，阳光照射时间短，加上交公粮的人员特别多，大家集中在一个仓库内，很少有晾晒的院坝，不像今天，每家每户的院坝都是水泥院坝，宽敞而平坦。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泥巴院坝，院坝里不是狗的田地，就是鸡的世界，满地鸡屎狗粪到处都是，加上怕被鸡鸭糟蹋，短时间里不可能晒得干，所以上交就相当困难，每年在仓库里上交水稻的人就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只能焦急地等待着。

我们家从收稻谷的那一天开始，就直接把稻谷直接背往仓库的院坝。在那里有最大的好处，一是有晾晒的地方，另外是收购人员可以放心地看待我们家的水稻，因为已经全部在那里，没有隐藏的稻谷，到时候干了可以放心地收入仓内。她们看准那个地盘上的稻谷，就过称交给她们，自然不会引起争论。

在晒稻谷期间发生两件难忘的事情。第一件是小叔在晒谷场上看守稻谷，有一个其它地方的女孩也在仓库里看守稻谷。那夜雨下得很大，雷声隆隆，像要把天空撕破，有一张血盆大嘴就在天上。那女孩吓怕了，直接奔往小叔的怀里，小叔是坐怀不乱的真君子，就把女孩带回我们家里。这个美丽女孩的到来，大家还以为是小叔的女朋友，后来听说女孩的情况，大家觉得她很可怜，给她做了好吃的，安排她一个房间。好多年后，这个女孩找到我们家，千恩万谢感谢我们家，特别还感谢我小叔哩！

另外一件事过称的事情，一位妇人把稻谷过称了。焦急地等待着“西施”开单，但是“西施”一点都不着急。好不容易拿起笔，对妇人说：“哪个称（村）的？”妇人脱口而出：“你称的，还想耍赖？”就是这么一时听错的一句话，那“西施”便不依不饶，与那妇人吵了起来，最后大家都劝那妇人，不要与她们吵，这事只能自己吃亏。仓库里的这些“西施”们，真正把老百姓吓怕了，要是公粮不合标准，又不知等到什么时候。

卖给仓库费力，买出来也很费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得到一点供应的粮食，去买也是费力很。我记得我一直跟在爹的屁股后面，以为买了粮食回家，就可以吃一餐饱饭了。可是在仓库里的那位“西施”正开着窗子，躺在床上午睡，声称一定要等到两点上班时间才开门卖粮。两点呀？我的天，我饿得口水长淌，爹担心下午去队里劳动迟到了，被扣工分。可是人家就是不开门，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是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伟大的愿望，就是要好好地读书，将来进入仓库。这里不缺吃，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的，大白天也可以睡着。最好当粮管所所长，管管这些“西施”，让她们也去尝尝被人挤兑的滋味。

时过境迁，仓库昔日的辉煌已荡然无存。我在镇上读书的那几年，仓库被改成小间宿舍，租给离校较远的学生居住。后来几次改变，曾经有一家歌厅落实在里面，但毫无生意，只有“嫁做商人妇”了。因为破旧，里面的人纷纷搬出。再后来，可以看见麻雀在青瓦上翻飞，茅草疯长，老鼠猖獗。再后来还是有人识货，认为里面可以办厂，于是这个昔日辉煌的仓库，变成了蜂窝煤厂。每天都有几个满脸乌黑的工人从里面出来，想起以前在里面的那些“豆腐西施”，不禁觉得好笑。

现在，偶尔还可以听到以前那些吃皇粮的人们怀恋，说那个时代他们在仓库，一个月的生活只要四元钱，如今几十个四元都搞不定。唉，说句真的，那个时代，我不怀恋。我相信，很多老百姓也不会怀恋。

乡间电影

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出现一处梦境，梦见自己在看电影。其实我看电影的地方不是很多，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

古镇电影院还没有修建的时候，只是在乡政府的院坝里看露天电影。每到要放电影的日子，大家你约我，我约你，十里八村老老少少都赶到镇子上来看。大家像是一家人一样，先唠着家常，等着电影开始。用来放电影的幕布是一小块白色的帆布，被安放在院坝中间，用两三棵竹竿绑着立起来拉平。整个院坝到处是人，离家近的可以抬着板凳早早地坐在前边，后面来的人就只能站着。看了一场又一场，一连站上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

我的记忆里，古镇人看电影是看不够的。古镇不放电影的日子，有的还走路到十几里以外的县城去看。男男女女十来个人，天未黑之前走，看好之后嘻嘻哈哈地又赶回，不耽误第二天做活，家长自然也不会说什么。

当时记忆最深刻的算是《少林寺》了，现在很难想象。人山人海挤到一起，只想有个位置可以看看。大人们站在后面，小孩子个子矮，盘腿坐在大人前面的地上。只要电影一开始，哄闹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连正哭得起劲的小孩也停止哭泣，被大人放到肩上骑着 “马马肩”，认真地开始看电影。《少林寺》对人们的影响非常大。哥哥模仿电影里的轻功，从三四米高的土坎上跳下去，几个趔趄跑出去十来米，终于定住了。他还学电影里的人物，对着一棵碗口粗的树就是一拳，树是没能像电影里的那样倒下，只是他的手背扎出了好多血珠。人们拉家常，聊着聊着也会聊到电影里的情节。以至于那时的我，只要看到光着头的人，以为人家是少林寺的，有着高深的武功，不敢走近。

后来古镇有了电影院，就建在古镇街口，建筑规模非常大，能容纳上千人。但也从这时候起，看电影要收费，一般农民不会花这种冤枉钱。为了逃票，有的人只往窗子边上挤，窗帘关上又被掀开，索性就由那些人看吧。放电影的人当然也认为是好机会，多挣一点钱，一场放了再来一场。大多数时候，为了买到一张电影票，门边也一样，人挤人，看得特起劲。看电影是美事，放电影更是美事。那时候的放映员是多么威武呀！手拿一根电筒，站在电影院门前，大声吼骂那些往前挤的人要按规矩排队买票。随后回到影院内用手电筒一扫，等差不多满座才不紧不慢地走在放映机前，先点上一支烟，惬意地吐出烟圈后，才开始放电影。

守门卖票的，当然也是很有面子的青年人，一般人得不了这个差事。他手里拿着一叠印有“电影票”三个字的门票，票下面是一角到五元不等的票子。其实那门票做得相当简单。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就用蜡笔和红墨水自制出几张票来，足可以假乱真。这事后来传到老师耳朵里，当然教训是不可少的，虽然当时我不懂得其中的意义，但老师所说的“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心上。

上山劳动，开口必谈电影的内容，为了电影的内容常常争论不休。特别是我们学生，上学、放学路上，边走也谈论电影中的内容，有的还要模仿电影中人物动作，甚至声音，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的老师最怕我们走进电影院，说是看电影会影响学习。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用心良苦，每天中午派人去电影院的门前守着，如果不听她的话，一定要去看电影的，第二天请家长带着来学校。一定挨批评，这是逃不过的，很多时候还要罚扫地！

准确点来说，应该是电视机没有普及之前，电影院的生意相当好。那个时候，看电影算是最时髦的事情，青年男女谈恋爱，最好的去处就是看电影。热恋中人，手儿相携，静静的坐在电影院的某一个角落，一起欣赏电影的情节，何其美哉！看完电影后，可以在乡间或者大街上逛一圈，才慢慢的回去。可是好景不长，电视机出现之后，古镇的电影院就开始冷清了，人们更多愿意守在电视机旁边。短短一两年，电影院里长满艾蒿、野草，一些墙体开始倒塌，尽显“蒌蒿满地”的凄惶景象。

后来进城读书那几年，学校组织在城关电影院里看过两次。城关电影院就在今天的大府坝，记忆最深的是《黑太阳731》，里面日本人迫害中国人的场景很怕人。当时我们班的两大美女也在现场，冠名学校校花。电影中场时，就把两大美女吓昏了，那些男生抢着背着往医院送。因为我多是在乡下居住，电影院的变革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一直闲置下来，几经周变，变成今天的超市。年前我还到里边购置了不少年贺。

偶尔也有送文化下乡，有一次我经过一个广场，哪里正在放电影。宽宽的幕布挂在广场上，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看一眼，我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过一会有个人熟人经过，看见我站在哪里。她拉了我手一下，又拍了我的额头对我说：怎么会站在这种地方看电影？你的脑子没问题吧。我不好意思一笑，只好和她一起走了。后来的一次，也是送文化下乡，我和女儿经过，她重来没有见过这种电影，拉住我不肯走，哀求我让她看看。环顾四周，只有我们娘俩，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大家在一起叽哩嘎啦看起电影的那些情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样近。唉！如今想起那些年的乡间电影，更多的是再也回不去的遗憾与难以忘怀的纪念而已。

瓢锅

那天我从头桥经过，看见桥上卖有好多土砂锅、鼎罐这类的。其中有一种，像我们家乡水瓢大小的锅儿，我小的时候把它叫做瓢锅。

在我的记忆中，这种锅儿不是生长在城市，而是存于乡间农家。在我的家乡黔西县，锅儿出名的有这几个地方：雨朵雷家寨烧制的砂锅和水缸，谷里真达的砂锅，羊场的鼎罐。据我所知，这些锅具曾经销售到贵阳、遵义一带，久负胜名。那个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有做饭的锅、煮菜的、洗碗的、专门用甑子蒸饭的、煮猪食的，大大小小都是土砂锅。但是我一直怀念的，仅是我用来热饭吃的小瓢锅。

那些年月，每天起得早早的，用瓢锅热饭吃了再去读书，觉得特别满足。先在锅里放一点猪油，把雪白的米饭放进去，用汤勺几经翻搅，再放上酱油和盐，美味可口的早餐就做好了。从记事起，我就懂得用瓢锅热饭吃，既不会担心炒糊，也不会烫到手，父母很放心。但记忆中，那时能吃得上油的人家也属难得，能吃上猪油，更不是容易的事。我一直记得对面山下那户人家，条件不好，孩子多，常年不见荤腥。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女主人做菜的时候会把锅烧得红红的，放一瓢水进去。那响声就与用油炒菜时发出的声音一样，只是端出的菜没有油漂着。由于父母亲疼爱的缘故，所以用小瓢锅热猪油饭的习惯保持了好几年。

瓢锅有大小之分，大的全家人用，小的像是小孩子的专属。记得有一次洗碗，手一滑，碗摔破了好几个，我倒不觉得伤心。可是心爱的瓢锅摔碎了，让我难过了好几天。后来父亲买来新的，我才慢慢恢复过来。知道它易碎，所以从那天起，洗碗时分外小心。大人要用的时候，还得先征求同意，不然连哭带闹的情况时有发生。为避免吵闹，父亲总是会为每个孩子买一个小的，全家人用的则买成大的那种。

小瓢锅热饭，大瓢锅煮火锅吃。在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在火炉边。炉火旺旺的，抬上瓢锅，里面是油晃晃的辣椒水，刚接触火炉，就翻滚着油波。母亲抬上来的，大多是嫩白菜、芫荽、豌豆尖这类的时蔬，虽然很少会有肉或是豆腐，也会让我们的口水直往外冒。只要菜一下锅，就迫不急待开始狼吞虎咽了。那时候数哥哥吃得最快，我第一碗还没吃完，他的第二碗饭已经下肚了。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已经学会了多吃菜少吃饭的道理，不然我输定了。为了争取更多时间，我确定每次只拿碗不盛饭，直接进入消灭菜的程序。等哥哥第二碗开始，菜也差不多吃完了，他只有干瞪眼。也许真是那时用瓢锅吃火锅养成的习惯，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吃饭均是菜多饭少，很多时候基本上只吃菜。

那时我们没有零食，经常用瓢锅炒包谷花来混嘴。炒包谷花是很讲究的，火不能太大，火猛，炒出的包谷花易糊，里面还没有熟透，成了夹生的。也不能太小，要是长时间炒不熟，炒出来的包谷花不脆，软绵绵的难嚼，因此火力一定要适中。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糖精炒出甜的，也可以放盐炒出咸的。当然，选用瓢锅而不用铁锅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受热均匀。瓢锅的底部平坦，而且比其它锅的中间略厚一点儿。这样一来，包谷受到的热量一样，所以炒出来的包谷花自然又脆又好吃。今天想起来，还流口水。

不知道什么时候，瓢锅远离了我。或许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让人不得不选择更便捷更快的方式。从铁锅过渡到电锅，乡村也渐渐失去了瓢锅。如今，哪些以烧锅为生的人也改了行，在雨朵雷家寨村、在羊场、在谷里这些地方，再不见烧锅的人了。可以肯定，瓢锅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仅是那些幸福的、温馨的、星星点点的回忆。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也许最好吃的食物，至今仍旧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瓢锅里。

农具厂

在我记忆中的农具厂，其实只是一个规模稍大铁匠铺。我很小的时候到过那里面，几排长长的炉子，再加上几排长长的风箱。在炉子前面的地上，固定有打铁的铁砧，分大小两个。打铁时，红红的铁板就在这大小两个铁砧上轮流打着。打的时候是有区别的，没有成型的就在大铁砧上打成型，打成型之后，再在小铁砧上修理完工。相当于大铁砧做粗活，小铁砧做细活。

我们古镇的农具厂在街的下方，习惯说是在街尾巴上，准确说不是，那里离街好远。也许建厂的时候，人们考虑到，那里面乒乒乓乓的打铁声，对人们的身体不利，噪音嘛！于是就建在离街有三百米远的一个山下。门前院坝很宽，堆放着零星的废铁。还有很多杂物，木板砖块什么的。房子是青瓦房，窗户很大，进入里面相当亮堂，虽然这青瓦房很高也大，但是没有楼板。我现在想，也许是考虑到通风的原因，有利于散热，所以把窗户做大，也不要楼板，以此来散热，这样铁匠在里面就容易生活和工作了。

那个年代的农具厂，就是帮助群众做锄头、弯刀、镰刀、耙子等这类东西。那时家乡人还没有打工的概念，除了镇上做生意的几家以外，几乎家家户户都以务农为生，精耕农业，所以锄头成为每家每户的必备品。农具用久了会坏，坏了之后，有的拿进农具厂去修理，如果修理不了的，就直接在那里买一把新的。那些年，我们家的锄头就出自里面。按照父亲的经验，他知道哪一个铁匠的武艺过关，修理出来的锄头经得住时间长，耐用又好用，而这点我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镇上有两家人在里面打铁，但不知道他们家的武艺，一家我们称为谭铁匠，这一家和我们家是亲戚，因为有一次得罪我，我从此没有去过他们家。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谭铁匠的生日，父亲叫我去。我就和我伯伯去了，当时我记得是拿着礼物去的，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拿的是一包面条还是散酒一斤。不知道谭铁匠是不是以为伯伯带着个小孩来白吃白喝，还是嫌我们家的礼物轻的原因。对我很爱理不理，那时我认定他不欢迎我。吃饭的时候不把我当大人看，用一快木板搭在水缸上吃，旁边围着七大八小的小孩。期间我记得还有一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吃着吃着，他在我夹菜的时候，用筷子敲了我的手。我就丢下碗筷不再吃饭，生气地走开了。可这都不是我最伤心的，更伤心的是我离开桌子以后，那一群小孩子也吃好了，各自要去玩。路途必须经过一家人的门前，那路有三米高的土坎，长满荆棘。那家人喂得有条狗，很高很大，尖尖的牙齿，吐着红红的舌头在院门边上喘气。见有人过来就发飙，汪汪大叫，只要它一动我心里就害怕。他们一群男孩子风风火火地猛跑过去，主意就是前面吃饭的那个大男生出的，他说那只狗只咬跑在最后的人。我是跑不过他们的了，那条狗凶猛追赶过来的时候，我只感觉它就在我身后，那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一个趔趄，滚倒在路坎下。不过我认为这狗更比谭铁匠家的人义气，至少它不会欺负女孩，我倒下去之后，它一摇一摆地走了，回都不回头看我。当时虽然年龄小，但我很好强，总之就是这件事情把我得罪了，后来任凭父亲怎么劝戒，我是坚决不去他们家的。

农具厂里我认识的第二个人，姓冷，是我转学到镇上之后的同学，她是我最好的玩伴。她的父亲就在农具厂里打铁。听说冷家在改革开放之前，日子过得很红火，每一年在农具厂分得红钱也很多。而且啊，她们家又住在古镇街中间，看电影、买酥糖就很近。每到赶集天，家门前不是碗儿糕就是黄粑，还有麻辣洋竽、小米花等，都是我们小孩子喜欢吃的。所以对于她们家住的那里，我好生羡慕。有一次放学之后我和她去厂里玩，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看到拉风箱、打铁的情景。她的大哥双手拉着那风箱的手柄慢慢地退两步，然后又慢慢地上前推两步，样子看着很滑稽。我们也想去拉两下，于是她的父亲给我们讲，拉风箱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乱拉。火刚刚开始燃的时候，要轻缓，如果用力过大，风反而容易把火扑灭。看着那火苗噗噗地生出火焰子，就要往前面慢慢地推，这时就可以看见那火苗呼呼地往上窜，越窜得高表明火越旺，窜得底表明火不是很大。在打铁的时候更加讲究，不是所有的铁农具都用猛火，用猛火的时候，从后面疾走，从前面猛抽。火当然大得如千瓦的灯泡，很刺眼。这种火一般是要把大型的农具烧得变形，或者直接把农具转化成另外的农具，急需要猛烧。文火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慢慢悠悠的。我曾经看见过，冷家的哥哥有时候拉风箱，是闭着眼睛的，就好像是睡着，无精打采的样子，哪里像一个打铁的，这是拉风箱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

至于打铁，我也是在农具厂见到的。我的记忆里，打铁中拉风箱、抡大锤的应该是徒弟，年轻力壮。打小锤的年龄大约五十来岁，应该是师傅。师傅在徒弟拉风箱的时候，就一边把农具放进火里煅烧。用火钩将农具伸进火炉里，估计烧到一定程度再翻过来接着烧。等烧到一定火候，师傅用长长的铁钳夹住，放在大铁砧上，拉风箱的那一个速度跟着过来，手拿大锤。小锤打哪里，大锤跟着打哪里，就是师傅打哪里，徒弟跟着打哪里。不一会，一块烧得通红的铁板就有了雏形。等把这块红红的铁打到一定程度，师傅用小锤修理一下，之后就丢在铁砧下的一个装满水桶里，发出“嗤”的一声，随即带出一股白色的水雾。有的时候，师傅会借此空隙抽一袋旱烟，徒弟弄弄火，添添煤炭什么的。但是多半的时候，都是师傅又把这一块铁伸进炉火里，反反复复，如此而已，直到铁板成型。那时我就明白要趁热打铁的道理，那农具烧得红红的，如果过一段时间才打，等热量退去，还能打吗？这么多过去年了，师徒俩在农具厂轮锤的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飞。

农具厂最后变成一所小学！至于为什么会选址在那里我不得而知。只记得有一段时间，那里没有传出乒乒乓乓的打铁声。我到那里看过，蒿草满地，麻雀成群。打铁的都回家去了，有的不再做这门买卖，有的直接在家里开，像王铁匠就在自已家开个铺面。我读五年级的时候，那里新建了教学楼，到六年级的时候，我们从原来的学校与初中部分离出来，搬进了新学校。有一次搞建校劳动，我们班在操场区域之中挖到了一根大碗口粗的铁柱，老师说这就是当年农具厂用来打铁的铁砧下的柱子，必须埋在地下，以便固定砧板来打铁。这便是我听到的最后一个关于农具厂的相关话题了。后来的日子，读完小学也从此离开了小学。而今，不知还有几人知道，那里，曾经属于一个叫做农具厂的地方。

供销社

供销社叫做供销合作社，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村信用社办理相关手续时，一位老奶奶来办理分红的事情才知道的，以前并不知道有这回事。

那是一个细雨菲菲的天气，农村信用社的办公室里没有几个人，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奶奶排在我前面，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是村里通知她来办理手续的，大概是说当年的供销合作社分红的事。当然，信用社说的确有这回事，这是最后一批。老奶奶不会写字，请我帮她代签。回到家中，与母亲谈及此事。母亲说：当时土地改革后成立了供销合作社，也就是每一家集资一点钱，打伙做生意，年终大家来分利润，就是老奶奶说的分红。拿钱给别人做生意，年关得到一点利益，这就是供销合作社的来历。

在我们的古镇，是有供销社的，可古镇人习惯把它称做合作社。两栋房子对排着，伫立在街中心的位置，均是青砖瓦房，分上下两层。一楼卖东西，上面一层住人。长排的房子，被人们在其间分成大大小小几十间。有的卖布匹，有的卖鞋，有的卖农民的手头工具，还有的卖盐巴、煤油之类的。之外还有两家人，一家卖书本和文具，另外一家收购的废弃物品和药材。

母亲常带着我去是地方，是布匹店。老板娘测量的布尺寸精准，按照她测的，一尺做几双鞋，保证刚刚够。她的那把竹尺子，颜色黄里透红，被她麿得发亮。只要看中了，给她说个长度，尺子一来一回，几秒钟就测好。一家人做衣服裤子的，做鞋、鞋垫的，通通都在这间店里买。

逢赶集天，到处是拥挤的人群。背起背篓的人们，垫起脚排着长队用卖鸡卖蛋换来的钱到各间店铺购买生活必须品。为贴补家用挣点零花钱，我和哥哥经常利用课余的时间捡废铜烂铁、塑料胶底、酒瓶子等卖到供销社的收购站上。所得的钱全部上交父母，而他们总会留下一些给我们买小刀、本子之类的文具，另外可以破例买一角钱的水果糖。卖水果糖的那间在供销社最里面。玻璃柜台上，玻璃罐子中，糖果、瓜子、花生、桃酥等一字排开。开始去的时候还没有柜台高，每次只能踮起脚尖往里面瞅。当时心里就有这么一个愿望，要是自己家有这么一间店铺，该多好。即使不能买，光是看着，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至于药材，我记得那个时候卖得最多的是百合和夏枯草。进入夏季，百合花还未开，我们就开始行动。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它开花，而是它下面的球根。红红的有一点像洋葱的颜色，散发着淡淡的幽香，一瓣一瓣的非常美丽。我们拿着小锄头，披荆斩棘，翻山越岭，在高高的山崖上挖取百合。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挖到十余斤，回来之后用水清洗一下，之后一瓣一瓣地掰开，等晒干之后成为百合花药片，以三角钱一斤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点。相对而言，夏枯草很好采集。我的老家田野宽阔，这种药材就生长在田埂上，一朵一朵的，样子像苏麻。采集的人也很多，所以卖不起价，只是几分钱一斤。不过那个时候，基本上能满足自己的零用钱。

在供销社里，我一直记得水果糖、酥饼很好吃，至今仍旧怀念那份美好。我总是走在母亲的身后，手紧紧拽着母亲的衣襟，刚进入店铺就能闻到一股诱人的芬香。偶尔母亲会买水果糖塞在我的衣兜里，总舍不得嚼，只等它慢慢在口中溶化。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母亲着急了，把我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要出症子了。母亲赶紧用衣服将我盖上，背着就走。路过合作社，问我想吃什么，给我买。得到特许的我选择了梦寐以求的糖酥，可当真正得到的时候，却一点胃口也没有，一路上抱着那包糖，一颗也没吃。

大概是我上了二年级，古镇上其它人家开始开小店，连村里也有一两家卖些日用品，统一到供销社买东西的人渐渐少了。还有一些以前生意兴旺的店铺，比如卖煤油的、打酱油的打酒的，卖石蜡的，生意一下子暗淡下去，到最后不得不关门歇业。也有懂得做生意门路，熟悉进货渠道的，很快走上富裕道路。我记得我们古镇，当时有一家姓蒋的，在供销社里他只是采购员，没有一官半职。后来他下岗，用自己的房子卖东西，他的妻子当售货员，他负责出门采购，因为套路熟悉，很快成了当时少有的万元户。

如今，古镇供销社的那两排青瓦房还在，每天依旧是人来人往，只不过它已经变成了菜市场，与周边林立的新楼一起见证着古镇的变迁。而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再也不用去采野百合或者夏枯草来换零用钱了。只要进入超市，无论谁家孩子，都会狂揽一堆吃的或是玩的。每每此时，我却更加怀恋当年供销社里的水果糖和酥饼，它们是那么的香甜可口。我甚至对那些满大街出售的艳丽的长裙短袖，也多了几多排斥，总觉得还是供销社的那些布匹经母亲之手千针万线缝制出的衣服更加贴身、暖和。

【编辑：吴茹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