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哒哒”的声音,是我童年的背景乐。那台上海产的“蜜蜂牌”,是家里除了灯泡以外,唯一带电的“大件”。它敦实地蹲在母亲卧室的窗边,黝黑的机身,金色的字迹,踏板被磨得露出了木头的原色。
父亲在我四岁那年病逝,印象模糊。清晰的记忆,是从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开始的。她白天在镇上的手套厂做工,晚上就伏在这架机器上。左邻右舍拿来改短的裤脚,哥姐学校要求统一却买不起的白衬衫,我膝盖上永远破得最快的窟窿……都在那枚上下跳跃的银针下获得新生。昏黄的灯泡把她的影子放大在墙上,随着踏板的起伏,那影子像一只沉默的巨鸟,不断啄食着无尽的布料。
线轴“哗啦啦”地空转,又“簌簌”地被填满。母亲的手指粗糙,沾着洗不净的机油味,捏着细小的针,穿线时总要眯起眼,对着光。她很少说话,所有的语言都变成了“哒哒哒”、“哒哒哒”。哥哥姐姐青春期长得快,去年的衣服今年就捉襟见肘。母亲便把裤脚放下来,接上一截颜色相近的布;衬衫小了,就在腋下嵌两个三角。哥哥曾为此红着脸不愿上学,母亲也不恼,只是连夜又拆了,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接法。改好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依然宽大,但那些细密的针脚,像母亲无声的叮嘱,把我淘气蹦开的扣子,一次次牢牢系回原位。
我觉得那声音踏实。冬天,它像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夏天,像急雨敲打瓦片。我在“哒哒”声里写字,在“哒哒”声里入睡。有时半夜醒来,那声音还在,母亲的身影弯成一张弓,仿佛要把所有的夜晚都缝进黎明的光里。
后来,我去县城读高中,每周回家一次。缝纫机的声音稀疏了。母亲说,现在衣服便宜了,改衣服的人少了。再后来,我去省城上大学,工作,定居。母亲老了,手指关节粗大,穿针越发困难。电话里,她总说:“缝纫机好久没用了,落灰了。”我说:“扔了吧,占地方。”她总说:“还能用呢。”
直到母亲猝然离世。我们兄妹回乡料理后事。老屋里的一切都蒙着时光的尘。那台缝纫机,盖着母亲用碎布拼的罩子,静静地守在窗边,像一个被遗忘的哨兵。它真的老了,漆皮斑驳,一些零件有了暗红的锈迹。
清理遗物时,哥哥说这老古董没人要了,找个收废品的吧。我抚摸着冰凉的机身,忽然想起童年那无数个被它“歌声”包裹的夜晚,心头一酸。“先别,”我说,“我看看。”
我掀开罩子,小心地擦拭。机身、台板、梭芯盒……当我想擦拭那个木质的大卷线轴时,却发现它不像记忆中那样可以轻松取下。它卡得很紧。我用力旋动,它“咔哒”一声,竟像个小盖子似的被提了起来——下面不是实木,而是一个被精心车空的、圆柱形的暗格。
我们都愣住了。暗格里没有我们臆想中可能存在的遗书、存折或金银。里面整整齐齐,塞满了一卷卷用各色碎布紧紧包裹的小圆柱。像古代的秘密卷轴。
我颤抖着手,拿起最近的一卷,慢慢展开。碎布里,是一小撮用红绳系好的、灰白的头发。布里侧,用圆珠笔写着细细的小字:“给小斌(哥哥的小名)。十九岁冬,你第一次出远门去打工,妈夜里睡不着,剪下这缕头发,盼我儿平安。”
我们又打开另一卷,是姐姐的。“给小丽。二十三岁出嫁那天早上,梳头时落的。妈愿你从此有倚靠,一生顺遂。”
一卷,又一卷。有我们儿时换牙掉落的乳牙,有我们第一次得奖的奖状碎片,有我们生病时她剪下的指甲(老家旧俗,认为带走病气)……每一个小包裹,都对应着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节点,一次远行,一场病痛,或一次喜悦。旁边都附着寥寥数语,是她从未宣之于口的牵挂与祈愿。
最后一卷,是最新的,布料还很新。展开,里面只有一张我从省城寄回的、一家三口的合影。背面是她歪斜的字迹:“给我老幺。你也有了自己的家,过得最好,妈最放心。机器老了,我也老了,以后不能再给你们‘缝缝补补’了。这些‘线头’,留给你们。妈没什么值钱东西,只有这些碎料头和一辈子的惦记。”
我们兄妹三人围在冰冷的缝纫机旁,对着满桌琐碎得近乎可笑的“珍藏”——几缕头发,几片碎纸,几片指甲——泣不成声。那一刻,震耳欲聋的“哒哒”声时隔多年,再次穿透时光,响彻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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