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长假回家,与父亲一起收割稻谷,享受收获的喜悦,干了一会儿,感觉好累。
父亲脱下褂子递给我:“你垫上坐会儿,在树下歇歇阴凉”。父亲坐在地上掏出香烟给我一支,自己拿出旱烟袋悠闲的吸着。
本来想回家帮父亲干点活,可没干多久就开始腰酸腿疼,看着父亲悠闲自得的样子,我感叹70多岁的父亲身体依然很棒!
坐在树下和父亲聊天幸福感油然而生。我劝父亲别干了,跟儿女们进城安度晚年,尽管我们没有多大出息,可让父母安度晚年还是可以的。父亲却说他的根就在这山区的土地里,离了土地心里就不舒服。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民,70多岁了,还一年四季不辞辛劳地在国家承包给我们家的土地上耕耘着。父亲没读过几年书,没有多少文化,却把六个儿女供到学校毕业,六个儿女都在城里安家成业了。父亲常说,他们那一代人因为没有文化,受了很多罪,无论他多么辛苦,也要供我们读书。
我的家乡在南盘江河畔,过去的那里是有名的甘蔗种植之乡,甘蔗是农民的经济支柱,种植甘蔗比种植其它农作物经济收入高,但很辛苦。从甘蔗的种植,施肥除草,喷洒农药,管理,收砍再用人工扛到简易的公路边运往糖厂,每一个环节都很辛苦。为了赶节令,父亲春天要将土地翻细,施好肥,打好窝,将甘蔗种植下去;夏天,烈日下,父亲冒着酷暑为甘蔗除草施肥喷洒农药,在甘蔗林中来回穿梭,脸上的汗珠如黄豆般往下滴;冬天,在甘蔗收获的季节,父亲总是冒着严寒将每一根甘蔗修净捆好,再扛到路边运往糖厂,待甘蔗收结束后,又忙着为甘蔗地松土。
那是,由于我们家人口多,土地多,分的土地离公路边比较远,父亲除了把自留地都种上甘蔗外,为了能种更多的甘蔗买,能有更多的钱供我们六姊妹读书,还要去开荒地,种上甘蔗,最多的时候,家里的甘蔗收入高达15万斤以上,15万斤甘蔗只卖得几仟元钱,现在想起来来,真是不容易。
父亲把种地视为一种以苦为乐的事业,一辈子都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打交道,他从没有奢望过自己要当个什么官之类而离开土地,也从没有自怨是个种地人,是个农民,更没有认为种地人没出息。他时常跟身边的农民兄弟开玩笑,“大官”们吃的粮食都是我们种的,种地有啥不好,他总是把种地引以自豪。我钦佩父亲活的很成功,靠土地他活得新鲜自豪!我敬仰父亲,他以土地为伴,活在阳光里!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因为那是土地的胸怀。
土地是父亲的命根子,他种了一辈子的地,为土地倾洒了一辈子的汗水,年复一年播种了生生不息的希望。这些年国家政策宽松,提倡退耕还林,父亲年老体迈感到力不从心了,可令父亲心里最不安的是有的地荒了。有时他走到荒地跟前,明显地放慢了脚步,眼光总是望着荒地,愁眉不展的样子,看得出荒地上的野草,似乎在直刺扎着他的惜地之心。他时而感叹自己要是再年轻二十岁、三十岁该多好,别人不想种的地,自己都可以承包过来。近几年来在儿女们的动员下,很多的土地终于又种上了树,但他仍然经常到土地上转悠,看看自己以前亲手种过的地。父亲对土地的痴情,诗人艾青的诗句最能代表父亲对土地的感情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有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父亲对土地的感情,就像对他养育的儿女一样。一提到土地,父亲总是翘起大指骄傲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好啊!没有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的儿女们就没有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今天……”
细微变化看家乡
30多年前,我出生在南盘江畔一个普通的小村寨。出生不到几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全国吹起。我们这个处在西南大山中的小村寨,对外面的变化知之甚少。通过收听广播和村干部的宣传,大家听说国家又要有新的政策,在这些所有的新政策中,大家最关心、开心的是土地要实行承包责任制了。
父母因为我的出生而感到高兴,因为可以多分到一个人的土地。不久,土地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我们家分到8个人的土地。我满周岁的时候,收成还不错,父母请来了好多亲戚,但家里还是有足够的粮食来招待他们。我父亲说,这在集体劳动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小的时候,看到家里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小票,因为上面有数字,以为是钱,偷偷的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过了很久,也没有人说钱不见里,就拿出来玩,我妈妈看到了,就说:“这些票你是在哪儿找到的,我以为都扔了呢?”我问她这些有什么用,她拿着一张张不同颜色的小票告诉我,这张是用来扯布的,这张是用来买米的,这张是用来打油的。后来,我知道了那些小票叫布票、粮票、油票。他们不是钱,但在过去光用钱买不到东西,得有它们才行。
小时候,我最喜欢到叔叔家去玩,因为叔叔是村干部,他们家有一台唱片机和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可以收到讲故事的那个频道,唱片机可以听悦耳的歌曲。叔叔常说,要是通电就好了,可以看电视。有一次,妈妈去城里有事,把我也带上,我终于看到了电视,看到鞠萍姐姐在教小朋友画茄子,我觉得电视真是太神奇了,梦想我们家有台电视。90年中的一天,父母一大早就出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快到中午,看到爸爸扛着一个大纸箱,妈妈在后面扶着。我和哥哥急忙跑出去,兴高采烈的问,“里面是什么呀!”,爸爸说装的是被子,“不可能!不可能!我看到上面画了一个电视呢!”果然,箱子打开后,爸爸从里面抱出了一台14寸的熊猫牌黑白电视。那时电视机要靠安装高高的室外天线来接收信号,信号也不是很好,只能收到中央一台和贵州台,但给给我们带了无穷的欢乐,至今仍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增长了许多见识。上高中时,家里买了一台21寸的彩电,能收到更多的电视节目,看到了更多更精彩的世界。那台黑白电视机也光荣的退役了,叔叔家的那台收音机和唱片机都进历史博物馆了。
记得在上五年级的那个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妈妈给我买了一双系带子、里面有毛的皮鞋,当我穿到学校的时候,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但下课后,平时要好的小伙伴都不和我玩了,理由就是我穿的是皮鞋,他们穿的是布鞋,如果要和他们玩,就要和他们轮流换鞋子穿,为了获得友谊,我只好同意了。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穿皮鞋,又觉得以前的布鞋挺好看。也记得以前每到农闲的季节,父母到城里走亲戚临走的时候,总是用一只蛇皮口袋装很多衣服来给我们姊妹穿。如今,我们自家里衣柜的旧衣服也很多,妈妈总是说“拿去送老家的那些侄女吧,怪可惜的。”我们笑着说:“现在谁还要这些旧衣服,送人都拿不出手了”。是啊,侄女来我们家的时候,看见他们穿着可用时髦前卫来形容了,谁还回要旧衣服呢。
在我的记忆中,我、我的家、我的亲戚、我周围的人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瓦房变平房,从步行到摩托车小车……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小时候,我对引起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并不知道,后来知道这些是因为国家进行改革开放而而带来的变化。作为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生的一代,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我们虽没有感受到那种思想和生活方式巨变带来的冲击,对改革开放的体会也没有父辈那样深刻,但为家乡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要继承上一代人们建设家乡的豪情,为构建“天蓝、地绿、水清、人和、业兴”的美好家园不懈的努力。
罗振,男,1976年12月26日出生,苗族,1999年7月毕业于黔西南州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2003年在职就读贵州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函授本科毕业。现供职兴义市教育局。多年来,热爱文学创作。迄今,在《贵州日报》、《贵州民族报》、《贵州教育报》、《黔西南日报》、《今日兴义》等媒体发表散文、通讯、消息600多篇,作品多次在省教育厅等单位组织的活动中获奖。编辑《兴义教育》24期200多万字。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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